河南省焦作市人民政府


第 16 号


《焦作市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管理暂行办法》已经2002年6月26日市人民政府第62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2年8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二OO二年七月八日

焦作市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
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管理，规范跨区作业市场秩序，保证适时收获农作物，促进农民增收，维护农民和机手的合法权益，根据农业部《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管理暂行办法》，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是指驾驶操作各类自走式和悬挂式联合收割机跨越县级以上行政区域（邻县除外）进行小麦、玉米等农作物收割作业。
第三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参加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以及与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人员，均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本行政区域内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的管理工作。
市、县（市、区）农机管理部门是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的主管部门，负责所辖区域内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的组织、管理、协调和监督，维护本地的机收秩序，保障外来机车的安全和利益。
农业、公安、交通、物价、石油、新闻等有关部门或单位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助农机管理部门实施本办法，保障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顺利进行。
第五条 从事组织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的单位，实行执业资格证书制度。

第二章 引进机车的管理

第六条 县（市、区）农机管理部门对引进收割机具应遵循满足需求、控制总量、适度偏紧的原则，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确定引进机车数量。
第七条 乡镇农机管理服务站、农机专业协会等农机中介服务组织引进联合收割机必须纳入县级农机部门的统一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自外出引进机车。
第八条 跨区作业期间，引进联合收割机的各县（市、区）农机管理部门可在外地机车进入我市的主要交通路口设立接待服务站，负责到达本辖区的联合收割机的接待和服务工作。对外地规模较大的作业队进入我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予以配合，协助农机管理部门直接到机车出发地接应。
第九条 县级农机管理部门和乡镇农机站应当对引进的机车统一组织、分配和调度，并对机务人员的食宿及后勤保障工作进行妥善安排。引进联合收割机作业的乡镇政府、村委会，应当做好收割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合理安排作业顺序，核实作业面积，协调处理纠纷。
第十条 村委会应当指定符合一定条件的人员作为引进机具的带机人。带机人应履行下列职责：
（一）安排联合收割机的停靠地点及驾驶员食宿；
（二）协调联合收割机机手完成约定的收割面积；
（三）协调联合收割机作业费的全额收取；
（四）协调处理机手与农民的矛盾纠纷；
（五）协调好油料和零配件的供应；
（六）避免机车随意转移地块和作业中受无理拦截。
第十一条 作业地的县（市、区）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由农机、公安、交通等部门参加的联合办公制度，维护机车转移道路的交通秩序，及时处理机收作业中的突发事件。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上路拦截过境的联合收割机，以及诱骗、强迫机手进行收割作业。
第十二条 各级农机管理部门应当对联合收割机作业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保证作业秩序和安全生产。严禁无牌无证、牌证不全和未参加跨区作业队的联合收割机及驾驶操作人员参加跨区作业。
第十三条 县级农机管理部门对自由进入本市的牌证齐全且符合作业技术要求的外地联合收割机，根据本地作业机具数量，需要时在进行必要的政策和安全作业教育的前提下，视情况纳入统一管理，发给本县（市、区）临时作业许可证明。

第三章 外出作业的管理

第十四条 市、县（市、区）农机管理部门应当对所辖区域内联合收割机外出跨区作业进行统一组织、管理。凡从事外出跨区作业的收割机，必须参加跨区作业队。
第十五条 组织外出跨区作业队的单位必须是能够承担民事责任的独立法人。外出跨区作业队必须拥有具备三级农机维修点资质的专业技术人员、维修车辆及其他必要的设备条件，并经县级以上农机管理部门核准，颁发省农机管理部门统一印制的外出跨区作业队资格证书。
第十六条 参加外出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必须获得《农业机械推广许可证》，经农机监理机构注册登记，领取号牌和行驶证，并经年度检验合格。
第十七条 凡参加外出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须由机主到跨区作业队申请，经当地县级农机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核发农业部统一印制的《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证》。作业证应随机携带，一机一证，严禁涂改、转借、伪造和倒卖。
第十八条 《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证》的发放实行属地管理原则，不得跨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发放。
第十九条 农机管理部门核发《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证》时，应对机车状况登记造册，内容包括：车主姓名、所在乡村、机车型号、车号、作业证编号、外出地点和联系方法等。
第二十条 参加外出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驾驶员应熟练掌握联合收割机作业技能，熟悉基本农艺要求和作业质量标准，持有农机监理机构核发的有效驾驶证件，并经年度审验合格。
第二十一条 外出跨区作业队职责：
（一）负责考察外出作业有关事宜，并发放与联合收割机外出作业地县级农机管理部门的作业协议；
（二）负责外出联合收割机的统一标志、统一编队、统一进入或撤出作业地；
（三）负责核定符合条件的外出联合收割机驾驶员，组织外出期间联合收割机较复杂的维修工作；
（四）及时协调处理外出作业期间的纠纷和事故；
（五）保证机手取得作业服务费。

第四章 安全生产与作业质量

第二十二条 从事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必须保持技术状态良好，安全防护装置齐全有效，并符合农业部发布的《联合收割机及驾驶员安全监理规定》的有关要求，严禁拼装劣质和安全技术不合格的联合收割机参加跨区作业。
第二十三条 从事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必须配备有效的消防器材，发动机排气管必须安装火星收集器，并按规定清理积炭。作业区严禁烟火，夜间作业不得使用明火照明。
第二十四条 联合收割机机手应当尊重作业地的风俗习惯，遵守操作技术要求，进行收割作业时不得毁损林木及其他财产。
第二十五条 跨区作业队在长距离转移时，应当统一编队，选择好行车路线，遵守交通管理法规，服从交警指挥，自觉维护交通秩序。
第二十六条 联合收割机作业必须符合以下质量要求：
（一）收割小麦的留茬高度应控制在20厘米以下；在作物直立、草谷比为0.8～1.2、籽粒含水率为10％～20％、茎杆含水率为10％～25％的条件下,破碎率、含杂率及总损失率均不得超过3％。
（二）收割玉米的秸秆切碎合格率应大于90％；在籽粒含水率为25％～30％、植株倒伏率低于5％、果穗下垂率低于15％的条件下，籽粒损失率不得超过3％，果穗损失率不得超过4％，籽粒破碎率不得超过1.5％。
在作物条件达不到上述要求，或因地形、土壤、天气等客观因素限制对作业确有不利影响的，其作业质量标准由用机户与机手在作业前协商确定。

第五章 作业收费与服务

第二十七条 县级物价部门应当会同农机部门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机收作业费指导价格，引导机手合理收费，维护正常的机收市场秩序。
第二十八条 凡组织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的农机中介服务组织，在引进机具或外出作业中，可以对每台联合收割机收取不超过其作业费10％的中介服务费。
第二十九条 跨区作业队应建立健全财务制度，搞好成本核算，减少费用支出，严格票据管理，收取服务费必须出具有效票据。
第三十条 参加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凭有效作业证件可以在除高速公路、全封闭公路以外的公路上行驶，并在通过公路、桥梁等收费站时，予以免费放行。由省农机、交通部门核定的机收会战服务车和调度指挥车，凭有效证件在通过公路、桥梁等收费站时免交过桥、过路费。
第三十一条 县级农机管理部门应当协助有关单位做好农机维修、油料及零配件供应等服务工作。有条件的可以组织流动服务车送油、送零配件及技术人员到作业地点。
第三十二条 县乡农机信息中心应当建立农机跨区作业信息服务网络，及时收集和发布联合收割机的需求量、农作物成熟时间、作业收费价格等信息，服务大型农机具跨区作业，引导联合收割机有序流动，提高机具利用率。 第六章 处 罚

第三十三条 对违反国家、省和本办法有关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农机管理部门按照农业部发布的《联合收割机及驾驶员安全监理规定》和《河南省农业机械及驾驶操作人员违章处罚实施办法》予以处罚。
第三十四条 对无《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证》或未参加跨区作业队进行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按无行驶证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五条 联合收割机在跨区作业或转移中发生事故，依照农业部发布的《农用拖拉机及驾驶员安全监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农机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及其他参与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活动的国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由其所在单位或行政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组织其他农业机械参加跨区机耕、机播、秸秆还田等作业，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市农机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2002年8月1日起施行。



焦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2年7月12日印发


论刑事证人制度之完善

廖修文


内容提要

　　刑事证人制度的核心问题是证据问题，证人证言在证据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两大法系在规范证人证言、保证证人证言的来源以及对证人的保护等方面形成了较为发达的证人制度。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证人制度。在刑事诉讼方面，有关证人制度的规定散见于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实践的混乱。证人不作为、不出庭作证、出庭作伪证甚至翻证的现象屡见不鲜，而法律却缺乏相应的调控手段，其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司法资源浪费、司法公正受到质疑、司法权威受到挑战——正因为如此，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在竭力探求建立一种完善的证人制度。一种制度的建立不仅仅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应当从公正的角度，平衡各种关系，合理地安排具体规则。证人制度的核心问题是权利义务问题，由此派生出国家义务和证人义务、国家意志和证人意志、国家利益和证人利益三对关系，如何安排具体制度以平衡这三种关系，是我国证人制度是否完善的标志。本文才这三对关系出发，对完善我国证人制度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一、引言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询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根据这一规定，所有证人都必须在法庭上直接作证，并且经过控辩双方的质证、法庭认证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它要求所有证人所提供的证言，必须以口头的形式直接在法庭上陈述，而不允许只用证人的证言笔录材料来认定案件事实并作为定案的依据。但是，建议与立法、司法以及证人自身的原因，刑事证人作证的现状可以概括为：证人难找；找到证人不一定作证；愿意作证的不一定如实作证；如实作证的不一定愿意出庭作证；出庭作证的其证言不一定稳定。这种现状已经严重影响了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立法的原因。我国刑事证人制度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有关证人制度散见于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其主要问题是：
（一）国家义务和证人义务不平衡
　　我国现行刑事证人制度的有关规定片面强调证人的作证义务而忽视了证人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这种义务是绝对的，不容置疑的。但是，对于证人因为作证受到的经济损失和人身威胁，刑事诉讼法没有相关规定或只有一些原则性规定，无法解决证人的实际问题。国家应当承担的义务和国家赋予证人的义务失去了平衡。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都规定了证人有领取报酬的权利 ，而我国却无相应规定。对于证人的人身安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也极不到位。刑法第三百零八条规定了打击报复证人罪，但对于打击报复证人要达到怎样的后果才构成犯罪没有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对于在现实生活中，证人遭受打击报复没有达到犯罪程度的情况，刑法无法调整而又没有相应法律予以救济。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证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但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既无专门保护证人的机关，也没有专门保护证人的人力和物力。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与治安处罚”。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来制裁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打击报复行为，不足以威慑违法犯罪份子，也不足以激励证人勇敢地站出来作证。实际上，这些和证人有关的法律关系既不是刑法调整的范畴，也不是刑事诉讼法调整的范畴，更不是治安管理处罚法调整的范畴，这些法律关系应当归属于专门的证人制度法。
（二）国家意志和证人意志不平衡
　　我国刑事证人制度对证人不作证、不如实作证、作伪证的行为无相应强制和制裁措施，国家意志严重缺位。一是对证人不作证，不配合的行为无法律约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但这一法律规范是不严谨的，只有行为模式而没有设定法律后果。没有法律后果的义务谈不上义务。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8年5月还出台了一个“九条卡死”的规定，严禁对证人采取任何强制措施。 司法机关对证人不作证、不出庭作证的行为无能为力，听之任之。二是对证人不如是作证的法律责任不明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八条规定：“询问证人，应当告知他应当如实提供证据、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但具体是什么责任，并不明确。三是对证人作伪证惩处不力。刑法第三百零五条规定了伪证罪，由于没有司法解释配套，司法实践中对证人作伪证的现象不好操作，使那些藐视法律的人继续藐视法律，法律工作作者也只有感叹“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对于作伪证尚不构成犯罪的，司法实践中怎样处理，法律没有专门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发现证人作伪证后往往不做笔录，或做完笔录后不予采信，对证人没有任何制裁。有些法院在庭审过程中发现证人作伪证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对证人作伪证的行为处以罚款或者拘留，但该条是针对诉讼参与人或者旁听人员违反法庭秩序而规定的，并不是专门针对证人作伪证的。
（三）国家利益和证人利益不平衡
　　我国刑事证人制度对历史传统和证人的人权没有相应思考，几乎是空白。如证人有没有在一定条件下的免证权，有没有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或者在作出不利于自己的证言后可不可以免于追诉等等。我国民事诉讼司法解释对亲属间的证言效力有所规定，但还没有上升为免证权。 1998年10月5日，我国签署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该公约第十四条第三款第七项规定：“受刑事追诉的人不得被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者被迫承认有罪”。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已经成为一项刑事诉讼的国际标准，它不仅适用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且也适用于证人。这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程度和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我国应当顺应世界法治文明的潮流，履行国际义务，不仅要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也要保护证人的人权。
　　刑事证人作证现状的负面影响是严重的。一是司法公正受到质疑。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和如实作证，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是证人对国家的义务。然而，大量的证人不出庭作证，控辩双方无法质证，司法公正难于实现。立法者以其粗放、弹性的立法技术，在刑事证人制度方面制定了一些模糊规则，在实践中难以统一认识，难以执行，违背了立法者的初衷目标和价值取向。二是司法权威受到挑战。刑事证人不如实作证、不出庭作证和作伪证的现象大量存在，既有可能放纵犯罪，也有可能罪及无辜。这种现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其他社会成员，形成了漠视法制、藐视司法的可悲局面。“社会主义法制的内涵不仅要求有法律的相对完备，而且还要要求保持法律的权威性。法制精神的基本内容之一就在于强调法律作为一种非人格化的最高权威”。 我国刑事证人制度残缺不全，使法律秩序紊乱了，使执法、守法与违法的边界模糊了。三是浪费了司法资源。刑事证人不如实作证、不出庭作证和作伪证，不仅增大了证人作证的随意性，而且增大了法官采纳证言的随意性，影响了案件质量，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如何改变刑事证人作证不容乐观的现状，消除不良影响，当务之急是制定一部证人制度法，完善刑事证人制度，以期引导、规范证人作证。

二、立法模式

　　刑事诉讼的核心问题是证据问题，全部诉讼活动都是在围绕收集和运用证据进行的。证人证言在证据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了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即追诉犯罪和保护人权，世界各国在证人资格、证人保护以及保证证人证言的来源等方面形成了较为发达的证人制度。从立法模式来看，主要有三种形式：一种是在刑事诉讼法典中设立专门章节规定刑事证据以及证人内容，如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俄罗斯等国。第二种是制定单独的证据法典，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国。第三种是制定专门的证人制度，如英国1892年的《证人保护法》，美国1984年的《证人安全改革法》，澳大利亚1993年的《证人保护法》，我国台湾2000年的《证人保护法》等等。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系统的刑事证人制度，要建立一套相对完备的形式证人制度，首先必须考虑采用什么样的立法模式。笔者认为，如果只从刑事证人制度入手，将刑事证人制度应有的内容添加到现行刑事诉讼法中，或者将现行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证人的内容加以扩展补充，也是不现实和难以做到的。证人制度作为刑事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行刑事诉讼法显然无法满足和容纳刑事证人制度应有的内容。在证据法典中规定有关证人制度的内容有其合理性，但并不能包含有关证人制度的全部内容。因此，笔者建议将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有关证人制度的内容分离出来，结合我国传统，借鉴他人先进经验，制定一部统一的、完整的、独立的刑事证人制度法。

三、完善标准

　　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一部法律是否完善，主要看其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否达到某种平衡。美国学者乔.撒马哈指出：在宪政民主中，平衡是刑事程序法的最基本的特性。这种平衡存在于政府权力与个人隐私、自由、财产权利之间，但刑事程序法还包含其他因素的平衡，主要有：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平衡，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平衡，正式规则与自由裁量之间的平衡，保持这些平衡是困难的。证人制度的核心问题是权利义务问题，由此派生出国家义务和证人义务、国家意志和证人意志、国家利益和证人利益三对关系。这三对关系是否平衡，是判断我国刑事证人制度是否完善的标准。
（一）国家义务和证人义务的平衡
　　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追诉犯罪，保护人权，这是国家的责任。国家在实现这一责任的过程中，调动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机关等国家机器，也调动了大量的证人。国家赋予司法机关相应职能，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经费和装备，而且这些经费和装备都是由纳税人承担的，但国家在赋予证人作证义务时却没有给与证人相应的补偿和必要的补偿。在刑事诉讼中，证人是国家的证人而不是当事人的证人，证人履行的是对国家的义务而不是对当事人的义务。在法理学上，公民在享有权利时必须履行义务，同样，在履行义务时必须享有权利。或者说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证人作证时在履行特定的义务，不能让其只履行义务而不享受权利。作为一个公民，证人除了履行纳税义务外，还履行了因为其特殊经历而产生的不可替代的作证义务，这对证人来说是额外的义务，这种义务的履行对国家和社会来说具有重要价值，有必要对证人的作证行为给予保护和补偿。“国家有义务提供若怠于或者疏于履行义务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国家不仅要提供这种特殊保护和补偿， 而且要给予证人实在的救济途径。为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国家对证人的义务和证人对国家的义务应该是平衡的、相称的。证人不应因为作证而承担额外负担，如承担因作证产生的费用，承担因作证受到的打击报复，否则，证人就会承担双份义务，一份是证人对国家的义务——在刑事诉讼中作证，一份是国家对证人的义务——对证人给予补偿和保护，这实际上是国家转嫁了自己应尽的义务。当权利义务失去平衡时，任何人都会选择趋利避害，在刑事诉讼中，一些本来可能作证的人正是因为这种双重义务，选择了逃避作证。现行刑事诉讼法强调了证人对国家的义务而忽视了国家对证人的义务，从证人制度上来说，这是一种根本上的缺陷。要完善我国的刑事证人制度，就必须正确设定证人对国家的义务和国家对证人的义务。只有这两个义务平衡了，完善我国证人制度才有基础，否则，永远都只能是跛脚的。
（二）国家利益和证人利益的平衡
　　刑事诉讼中，国家利益在于维护、恢复被犯罪所侵犯的客体，这种利益不是通过个案来实现的，二是通过对所有犯罪的追诉来实现的。但是，如果每个个案都损害了某些证人的利益的话，那么这种损害的积累同样可以破坏某种需要稳定的社会关系。当这种破坏积累到一定程度，足可以抵消刑事诉讼所带来的利益，或者阻碍刑事诉讼所带来的利益。在刑事诉讼中，证人向国家作证，维护了国家利益，但有时证人利益也有必要维护。在一定条件下，当证人证言与其本人利益、家庭利益和职业利益相冲突时，国家利益可以对证人利益作出一定让步，以维护国家利益和证人利益的平衡，从而保护隐藏在证人利益之后的社会关系。“社会极度重视某些关系，宁愿为捍卫保守秘密的性质，甚至不惜失去与案件结局关系重大的情况。” 实际上，当证人证言与其自身利益、家庭利益或职业利益相冲突时，其内心是矛盾的，很难保证其证言的客观公正性，刑事诉讼的目的自然也无法达到，国家在刑事诉讼中的利益也不能实现。换个角度说，社会是个人的集合，如果个人的利益得不得尊重，那么整个社会就很难说是和谐的社会；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亲情伦理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支柱之一，如果法律强迫亲属之间相互揭发、相互指证，那么社会稳定就会动摇；职业是个人生存的基本手段，各行各业都有其特定的游戏规则，以维持本行业健康有序的发展，如果证人证言破坏了这种特点的游戏规则，就会破坏这个行业的内在秩序，最终影响证人的生存。由此可见，国家利益对证人利益让步，虽然可能损害某一具体案件的处理结果，但是维护了个人利益背后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的稳定，也是国家所需要的，甚至是最重要的，这实质上是国家在刑事诉讼中的局部和国家在社会中的整体利益的平衡。
（三）国家意志和证人意志的平衡
　　国家意志和证人意志是否平衡，是判断刑事证人制度是否完善的又一标准。一般来说，国家在保护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应保持合理的平衡，同理，在刑事诉讼中，国家在保护证人权利和追求刑事诉讼利益之间也应保持合理的平衡。刑事诉讼体现的是国家意志，要求证人作证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具有法律强制力，理所当然应得伸张。证人在刑事诉讼中作证，也体现了证人的意志，为保证证人证言客观公正，证人意志亦应得尊重，但这种尊重不是无原则的迁就。现阶段，国家对待证人的态度是矛盾的：如果说重视证人，在立法却没有落实对证人的经济补偿和人身保护；如果说轻视证人，在司法上却强调对证人不能采取任何强制措施。既不给予证人实在的权利，也不给予证人过硬的制裁，这不是平衡，而是失范。在这种情况下，证人不作证、不出庭作证似乎又是国家意志的默许，是国家对证人随意性的纵容。本应得到伸张的国家意志，在保护证人权利和追求刑事诉讼利益之间失去了合理的平衡。为了保证刑事诉讼是顺利进行，实现刑事诉讼利益，国家必须对证人无故不履行作证义务甚至作伪证的行为给予制裁。

四、制度安排

　　一种制度的建立不仅仅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应当从公正的角度，平衡各种关系，合理地安排具体规则。我国的刑事证人制度应该包括证人资格、证人义务、证人的免证权和豁免权、证人的保护和补偿、法律责任等几个部分。
（一）证人资格
　　本文所讨论的证人是指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向司法机关提供证言的人，不仅仅限于向法庭提供证言的人。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据此，证人只要了解案件情况，那么不论他与当事人有何种关系，从事何种职业，也不论他对案件情况的了解从何而来，都可以作为证人，他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提供的证言都有证据效力。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还规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为证人”。由此可见，一个成年人只要在生理上和精神上没有任何缺陷，且了解案件的真实情况，就有证人资格。从表面上看，本条规定了证人的三个标准：一是知道案件情况；二是能够辨别是非；三是能够正确表达。但该条没有详细地规定证人的资格，其内容并不十分明确，缺乏操作上的统一性。
1、不是所有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可以作证
　　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可以作证不够科学。在形式诉讼中，被告人、被害人、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警察、检察官、法官等等，他们都或多或少知道案件情况，但他们不能对所有案件事实充当证人。一般情况下，对某一案件事实充当了证人的人，对于案件事实就不能再具有其他身份。比如警察，目睹了案件事实，成为案件的证人后就不能进行侦查，反之，对案件进行侦查后就不能作为证人。
2、证人只能就亲身体验作证
　　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知道”的途径。证人陈述的情况往往包括证人的亲身体验、间接感知，以及证人的意见，对于哪一种情况才能作为证人证言，法律应该作出明确规定。笔者认为，证人提供的应当是其亲身体验的案件事实，而不是间接感知以及证人的意见。英美法系规定证人只能陈述自己的亲身体验，并且对这种体验能够表达出来让他人理解。
3、证人可以对犯罪事实以及其他情况作证
　　对于“案件情况”的具体内容，现行刑事诉讼法也没有具体规定。所谓案件情况，不仅仅指犯罪事实，还应该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和有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前后的表现事实，以及有关程序性的事实和证据事实。这些事实都是案件情况的范畴，那么，是否知道其中某种情况的人即可作为证人，还是只有知道犯罪事实的人才能作为证人？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了解上述情况的人一般都被当做证人，立法应当考虑将实践经验上升为法律。
4、证人只需对待证事实具有辨别能力和表达能力即可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还规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做证人”。但是何为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应当将待证事实与证人的年龄、智力状况和精神健康状况的具体情形联系起来，只要对案件事实有辨别能力和表达能力即可有资格作证，而不必强调对一切事物都有辨别是非的能力。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⑴证人是对待证事实有亲身体验的人；⑵证人是对待证事实有辨别能力和表达能力的人；⑶证人是对待证事实不具有其他身份的人。
（二）证人的两大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