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缘关系与我国行政立法的变迁

李伟迪


摘要：血缘关系是中国行政立法的重要依据，比较中国古今的血缘行政立法，现行法在消除血缘行政特权方面有巨大的进步，但是在血缘任职回避、血缘受贿立法等方面，应充分汲取古代法之精华。
关键词：血缘 行政立法 任职 回避 受贿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夏商周分封诸王，血缘是行政组织的依托，宗族是行政系统的主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交往的拓展，血缘关系在组织国家政权和推动社会运转中的作用日益淡化。但是血缘关系在皇权制度、选官制度、行政制度、回避制度、反贪制度等行政立法方面，仍有着重要的地位。比较古代与现行的血缘行政立法，既能窥见古代法的辉煌，也能觉察到现行法的不足。

一、 血缘与选官制度
1、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一个重大特色是孝悌为官。一个人对血缘亲属尊老爱幼，堪为楷模者，可以被选为官员。汉宣帝时“其令郡国举孝弟有行义闻于乡里者各一人。” [1]“唐以孝著，为郎中令。” [2]官员不举孝是重罪，被选举者不就职也是重罪。 “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3]西汉举孝廉约32000人，东汉约42000人。[4]孝悌为官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
2、父祖为官，子孙亦可为官。行政官员血缘亲属有任职特权，在任官员的子孙依据血缘关系和父祖的品位，有免试担任行政职务的权利。唐代规定，皇亲国戚及五品以上官之子孙，可以凭父祖的官品取得做官的资格，五品可荫孙，三品以上可荫及曾孙，[5]李德裕与父祖三代荫叙为官即是证明。[6]
3、血缘与行政处罚有直接关系。有些行政处罚因血缘而起，有些因血缘而轻重，有些因血缘而免除。例如，所任官名与父祖名同字或谐音，则应辞职；如果老亲有疾病在身，又无人照顾，也必须辞职；在为父或母守丧期间也不能任公职。“诸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而冒荣居之；祖父母、父母老疾无侍，委亲之官；在父母丧，生子及娶妻；兄弟别籍异财，冒哀求仕；……免居所官。”[7]“诸庙享，知有缌麻以上丧，遣充执事者，笞五十；陪从者，笞三十。主司不知，勿论。”[8]官员不得随意役使部属，如果与部属有亲属关系，则不受限制，“若有吉凶，借使报监临者，不得过二十人，人不得过五日。其于亲属，虽过限及受馈、乞贷，皆勿论。” [9]唐律按血缘构建了户赋制度，一个直系血缘近亲群体为一户，家长是责任人，承担交征税役的责任，“诸脱户者，家长徒三年；无课役者，减二等 。女户，又减三等。” [10]
根据血缘选官、任官和行政处罚是中国古代自然经济时代的产物，现行行政法彻底抛弃了这一封建特权立法，是中华法制文明的重大进步。但是，现实中许多人没有认识到法律的这种时代精神，“裙带”意识严重，是人事领域腐败的重要根源。

二、 血缘与行政任职回避
血缘任职回避是中国古代行政立法的重要内容。明洪武元年规定：在两京，其父兄伯叔担任行政主管者，其弟男子侄不得担任监察之官；内外主管衙门及所属衙门中有系父子、兄弟、叔侄关系者，要回避；回避的原则是依官阶以低就贵，[11]清代把任职回避的范围扩大到了祖孙关系、姐妹关系和姻亲关系，“京师中央各部、院尚书、侍郎以下，至翻译满语文的笔贴式以上，有嫡亲祖孙、父子、伯叔、兄弟之关系者，不得同时在同一衙署供职，令官阶低者回避。乾隆五十八年规定，母亲之父及兄弟，妻之父及兄弟，女婿、亲姐妹之子，都不得在同一衙门内为上下隶属之职。” "如有捏称宗族姻亲，择缺美恶者革职（私罪）。该上司自认姻族扶同捏报者，亦革职（私罪）。在外失于详查之出结官，降一级调用，在京查之出结官，降一级留用（俱公罪）。凡假借回避，有意择缺者，均照此例议处。"[12]
我国还未制定系统的任职回避行政立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人事部出台了《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国家公务员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暂行办法》：
"第二条 国家公务员有下列亲属关系之一的，必须按规定实行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一）夫妻关系；（二）直系血亲关系，包括祖父母、父母、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三）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包括伯叔姑舅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侄子女、甥子女；（四）近姻亲关系，包括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
"第三条 国家公务员凡有第二条所列亲属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行政首长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监察、审计、人事、财物等工作。"
"第四条 （二）一般由职务较低一方回避；职务相同的，由任免机关根据工作需要和公务员的实际情况决定其中一方回避。"
"第八条 国家公务员办理任职手续前，应当如实向主管部门报告应回避的亲属关系，对隐瞒不报的，予以批评教育并调整工作。应回避的国家公务员，无正当理由拒不服从组织安排的，应采取行政措施予以调整。"
"国家公务员从事公务活动时，应主动报告应回避的关系。对隐瞒不报的，予以批评教育，其中因未回避给公务造成损失或者造成恶劣影响的，应给予相应的处分。”[13]
新近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党委（党组）及组织（人事）部门，在讨论干部任免时，凡涉及与会人员本人及其亲属的，本人必须回避。干部考察组成员在干部考察工作中涉及其亲属的，本人必须回避。"此规定有利于抑制选拔环节中的“裙带”腐败。
比较古代与现行血缘任职回避立法，其基本一致的是：第一，现行行政法继承了古代法中任职回避的范围，三代以内的血亲都属回避的对象。第二，回避的办法是以低职回避高职。第三，对不遵守回避规定的行为，都给予处罚。但是二者也有很大的差异：第一，现行法规定了公务回避的要求，古代法则没有。第二，古代法对违背回避规定的处罚比现行法严厉，分革职查办和降级二种。现行法的制裁太轻，最重处分也只是开除，但现实中从未有一例因违背回避规定而被开除公职的案例，违规成本太低。而违规利益的丰厚，使敢于以身试法而高枕无忧者日多，这与今天的腐败现状有着直接的关系。第三，古代法中回避的职业范围包括一切公务，而现行法只涉及行政机关，排除了党务部门和司法机关，而前者是领导决策机关，后者是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是社会的中枢，而血缘任职却无法律禁止。第四，古代法的法律渊源是较完备的行政法，现行法的法律渊源是国务院和部门的暂行条例，法律效力层次较低，不利于对人事腐败的打击。

三、 行政官员血缘亲属受贿的立法
近年来，全国特别是湖南的血亲曲线受贿案直线上升，一些领导干部唆使、纵容自己的血亲大肆收受贿赂，或者由血亲开公司、办实体，自己隐居幕后操纵，利用手中权力牟取暴利，马某某受贿案就是典型。
法庭上检察机关指控马某某担任省交通厅副厅长期间，利用主管全省公路重点工程及担任厅招标领导小组成员的职务之便，伙同妹妹、女儿、女婿，帮助他人中标、分包工程和承担业务，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单独和共同收受个人和单位贿赂226.6万元。马某某本人虽然只单独受贿13万元，其它则均为共同受贿，所受贿赃款大部分留存在他妹妹、女儿和女婿手里。对此，马辩称他不知妹妹和女儿等人收受钱财数额，无受贿故意，故不构成犯罪。控方认为，马某某明知妹妹和女儿等人要利用其职务为请托单位谋取利益,任由他的亲属向请托单位收取钱财，因此马某某与妹妹和女儿等人形成了其同受贿故意。[14]
本案的特点是公务员与血亲精心策划，曲线受贿，数额巨大，并企图规避法律。马某某辩称，自己不知道妹妹和女儿等人等是否收了钱，收了多少钱，自己也没收到和保管钱物，因此就妹妹和女儿等人收受钱物的行为，与己无关，自己无受贿的故意，不构成受贿罪。控方驳辩说，马某某明知妹妹和女儿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收受请托单位和个人的贿赂，构成共同受贿的故意。笔者认为，虽然马某某对自己的行为心知肚明，在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不得不接受法律的制裁，但是从法律的严密性和法律的功能看，本案审理存在二个问题，首先是个直接问题：共同故意的指控不能成立。即使凭案情发展的一般规律，可以基本肯定马某某等人预谋曲线受贿，被告人后来也确实这样运作，但是控方如果没有举出被告等人如何策划、如何分工、如何联系的具体事实，包括时间、地点、主体、客观方面等，就不能认定曲线受贿。从法理考虑，认定一个行为是否故意，第一，要看行为人是否实施了行为，包括个人行为和共同行为；第二，要看行为人是否预见到自己行为的后果；第三，要看行为人是否积极追求或放任特定效果的发生；第四，如果是受贿的故意，还要看受贿人是否知道行贿人和行贿数额。从本案的法庭辩论看，如果控方不能提供其他证据，马某某可以作这样的辩护：就妹妹和女儿等收取财物的行为，我没有参与谋划，我不知道行贿人是谁，数额多少、请求事项，没有占有妹妹和女儿等人收受的财物，因此，我既没有受贿的故意，也没有受贿的赃物，因此不构成共同受贿。
其次是个间接问题：法律不能制裁马淇英等人的行为。如果马某某的辩护成功，妹妹和女儿等人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可能会作二种定性，其一是诈骗行为，其二是合法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定为合法行为的居多，因为其行为可以理解为中介费、劳务费、无偿赠予等，如果碰上腐败的司法官，这正是徇私枉法的好机会。在现实生活中，许多类似的行为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被告无罪释放，贿赂公行而无可奈何。试举一个审结无罪的案例：
甲为一私营原料生产企业主，为争取某大型国企购买自己的原料，以老乡名义资助该企业领导人乙之子丙注册的公司10万元。资助之初，甲乙没有提及原料之事，半年之后，甲以产品积压太多为理由，请求乙帮忙，乙暗示自己的采购科长丁与甲协商，甲成功地以略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该国企推销原料50吨，获取超额利润30万元。后由于原料积压变质，该国企损失近60万元。此事被侦查起诉后，甲、乙和丁都否认有行贿受贿行为，声称甲之资助完全是朋友行为，原料购买是正常业务关系，较高价格和企业损失是市场变化引起的，是经营风险的体现。审理结果是罪名不成立，乙无罪释放，当然乙之子丙也无共同受贿的故意。
此案的作案手法比马案更为狡猾，从长计议，打擦边球，但实质一样，是利用血亲曲线受贿。此类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智商较高，谋划周密，熟悉相关法律，利用血亲关系的亲密和稳定性，钻法律的空子，达到行贿和受贿的目的。此类现象，路人皆知，但是依刑法第382条、385条、393条、394条，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
为什么现行法律这样苍白无力？就是立法中有二个缺口，其一，立法要求控方承担血亲是否勾结的举证责任，事实上控方很难取证。其二，立法没有明确规定血亲取财是受贿，曲径通幽，犯罪分子暗渡陈仓。
血亲曲线受贿，自古有之，对比现行法律，我国古代立法更行之有效，以唐律为例：
“诸监临之官家人于所部有受财、乞物、借贷、役使、买卖有剩利之属，各减官人罪二等，官人知情与同罪，不知情者各减家人罪五等。"“非监临之官及家人有犯者，各减监临及家人罪一等”。[15]
凡州、县、镇、戍、折冲府等判官以上，都是监临之官，一般指有领导职务之人，非监临之官指办事员，这些官吏的家人如果收受部下的财物，或向部下借债，或无偿使用部下的劳动，或与所管理部门交易时假公济私，都属犯罪行为；该官吏如果事前不知道家人的上述行为，也默认有罪，如果事前知道，则按一般的受贿罪处罚。唐明律基本一致，试举一个明代的案例：
“宣德四年七月庚午，宥刘观死罪，谪其子辐辽东充军，令观随辐闲住。观为都御史，贪赃狼籍，……其子辐尤无状，与皑等相为表里，各道御史悉听指使。浙江奸民伍辰、顾宗淳等皆犯死罪，辐受其白金数百两，皑与观皆播弄得免死。辐之所得，盖与观等。辐贪淫狼愎，靡所不至。上初有闻，犹以旧臣曲容观，及史劾奏其父子，备得实状，然后发之。”[16]
本案审理有它的法理基础：第一，血亲或家人收受部下财物，必有所应，必然告知官吏，受人之托，用人之财，必有所偏。事前不知，有失教之责，事前知道，有纵贪之恶，不能治家，怎能治国？不能正己，怎能正人？家人受财，官员的责任是不能推卸的。第二，如果要求控方承担事前是否知道的举证责任，则是缘木求鱼，因为家人之间的交流往往对外有一定的封闭性和隐密性，不易取证。第三，官员和家人是利益共同体，案发后，家人为了保护该官吏，会不惜一切把责任揽到自己头上，以规避法律制裁，以确保家庭的整体利益。第四，提高腐败的成本，依托血缘或亲缘立法，对症下药，制度反腐，从体制上进一步堵塞腐败的通道。
鉴于以上分析，可以肯定，血缘关系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关系，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在行政立法和刑事立法中要反映这种特殊性：首先，鉴于我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应把一切国家作人员视为公务员，制订一个规范全体公务员行为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其次，要坚决抑制人事任命和公务活动中的血缘因素的腐败，有针对性地制订预防血缘因素腐败的操作性条款；其三，在刑事法律中，应增加针对血缘因素行政腐败行为的制裁条款，对公务活动中的裙带行为和亲属共同受贿行为进行刑事制裁，提高血缘因素行政腐败的成本。


参考文献：
[1]《汉书.宣帝纪》[M]，《二十五史》[M]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出版，第389页。
[2]《汉书.宣帝纪》[M]，《二十五史》[M]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出版，第218页。
[3]《汉书.宣帝纪》[M]，《二十五史》[M]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出版，第383页。
[4]黄留格著，《秦汉仕进制度》[M]，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106页。
[5]《旧唐书.职官一》[M]卷42，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第1804页。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大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2011年1月14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2011年7月28日吉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　2011年8月10日公布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气象灾害的防御，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避免、减轻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促进自治州经济社会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州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自治州行政区域内从事气象灾害防御活动的，应当遵守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气象灾害，是指暴雨、暴雪、寒潮、大风、台风、沙尘暴、低温、高温、干旱、雷电、冰雹、霜冻和大雾等所造成的灾害。
　　因气象因素作用引发的冷害、水灾、旱灾、地质灾害、森林火灾、草原火灾等衍生、次生灾害的防御工作，适用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三条 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坚持预防为主、统筹规划、分级负责、社会参与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气象灾害防御工作机构和协调机制，将气象灾害的防御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服务于当地气象灾害防御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气象灾害防御的需要，逐步加大投入。
　　第六条 自治州气象主管机构负责本条例的组织实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共同做好本行政区域的气象灾害防御工作。
　　气象灾害防御工作涉及两个以上行政区域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协调，采取联防措施，加强信息沟通和监督检查。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气象灾害防御法律法规和防灾减灾知识的宣传，提高公众防御气象灾害的意识和能力。
　　每年三月的第四周为气象灾害防御宣传周。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鼓励和支持气象灾害防御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先进的气象灾害防御技术。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在气象灾害防御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规划与设施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气象主管机构和有关部门，开展行政区域内的气象灾害普查，编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并组织实施。
　　第十一条 与气候条件密切相关的规划和建设项目应当进行气候可行性论证：
　　（一）城乡规划、区域和流域的建设开发利用规划；
　　（二）重大基础设施、公共工程和大型工程建设项目；
　　（三）重大区域性经济开发、区域农（牧）业结构调整建设项目；
　　（四）大型太阳能、风能等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建设项目；
　　（五）其他依法应当进行气候可行性论证的建设项目。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气象灾害综合监测和信息发布系统的基础设施建设统筹规划，分步实施。
　　城区间距5公里、乡村间距15公里建设气象灾害监测设施。
　　学校、医院、企业、机场、车站、高速公路、旅游景区、重点工程、街道社区等场所，应当建立气象灾害预警显示屏或者广播、警报器等设施；乡（镇）、村（屯）应当建立、安装气象预警信息接收和播发装置。
　　第十三条 气象灾害防御设施依法受到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和损毁。
第三章 监测、预报和预警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气象灾害防御的需要，建立健全气象灾害的监测、预警、发布系统和数据库及气象灾害防御科技服务网络，按照气象灾害的种类进行气象灾害风险评估。
　　气象主管机构对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共享平台进行管理和协调。
　　第十五条 气象主管机构所属气象台（站）应当按照法定职责和公共服务需要，向社会统一发布气象灾害预报和预警。未经气象主管机构授权，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气象灾害预报、预警信息。
　　第十六条 气象主管机构所属气象台（站）应当及时向媒体提供重大灾害性天气警报和灾害性天气预警信号，报纸、广播、电视、电信、互联网等媒体和公共场所电子显示屏应当及时播发，并标明发布台（站）名称和发布时间，不得擅自更改其内容。
　　第十七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民（居民）委员会获知气象灾害预报、预警信息后，应当及时向本辖区公众传播。
　　学校、医院、企业、矿区、车站、机场、高速公路、旅游景区、文化体育场馆等单位应当利用电子显示装置或者公众广播、警报器等设施及时向公众传播灾害性天气预报和警报。
　　第十八条 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做好太阳风暴、地球空间暴等空间天气灾害的监测、预报和预警工作。
第四章 应急处置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气象主管机构和有关部门，健全应急监测队伍，结合本行政区域气象灾害的特点和可能造成的危害，制定气象灾害应急预案。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灾害性天气警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启动标准，及时作出启动应急预案的决定，同时采取气象灾害应急处置措施，向社会公布，并报告上一级人民政府。
　　第二十一条 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启动后，气象主管机构应当组织所属气象台（站）加强对灾害性天气的跟踪监测，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报告天气实况、变化趋势，为本级人民政府组织防御气象灾害提供决策依据。
　　国土资源、电力、交通、水利、农业、林业等部门应当迅速联动，按照各自职责开展气象灾害及其衍生、次生灾害的连续动态监测，做好应急处置工作。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灾害性天气警报、预警信号所涉及的范围、强度和影响程度，将可能造成人员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的区域确定为气象灾害危险区，并及时予以公告。
　　第二十三条 气象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进行调查和评估，制定恢复重建计划。
第五章 人工影响天气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领导，人工影响天气工作机构具体负责人工影响天气工作。
　　空域管制、公安、通信、交通等部门应当对人工影响天气工作提供必要的保障。
　　第二十五条 从事人工影响天气的作业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作业装备质量完好，符合使用要求，并经年检合格；
　　（二）作业点指挥系统健全，通信畅通；
　　（三）有取得作业资格证书的作业组织和指挥、操作人员；
　　（四）作业设施建设符合有关规定；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二十六条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设备及设备保养和弹药及弹药储运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使用的炮弹、火箭弹，应当由当地人民武装部协助运输、存储和管理。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气象灾害的防御规划和有关规定，确定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地点，确保生命财产安全。
第六章 雷电灾害防御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防雷装置的管理工作。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气象灾害的种类、次数、强度和造成的损失等情况开展气象灾害普查，建立气象灾害数据库，按照气象灾害的种类进行气象灾害风险评估，并根据气象灾害分布情况和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结果，划定气象灾害风险区域。
　　第三十条 下列建（构）筑物、设施或者场所应当安装雷电防御装置，并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一）国家防雷设计规范规定的一、二、三类防雷建（构）筑物；
　　（二）易燃、易爆物资的生产、经营和贮存场所；
　　（三）露天的大型物资堆场、发电厂、体育、娱乐、游乐设施；
　　（四）通信、交通、报纸、广播、电视、金融、计算机信息等公共服务行业的设施或者场所；
　　（五）法律法规及规章和防雷技术规范规定的其他建（构）筑物、设施或者场所。
　　第三十一条 对新建、改建、扩建建（构）筑物设计文件进行审查，应当就雷电防护装置的设计征求气象主管机构的意见；对新建、改建、扩建建（构）筑物进行竣工验收，应当同时验收雷电防护装置并有气象主管机构参加。
　　第三十二条 防雷工程的施工单位应当按照核准的设计方案进行施工，并接受当地气象主管机构监督管理。
　　在施工中变更和修改设计方案的，应当按照原申请程序重新申请审核。
　　第三十三条 防雷装置实行定期检测制度，对油库、气库、化学品仓库等易燃易爆场所的防雷装置每半年检测一次，对学校、金融等重点单位的防雷装置每年检测一次。
　　第三十四条 用于雷电工程的雷电防护产品必须使用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产品，并接受当地主管机构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五条 专门从事防雷装置安装设计、施工、检测的单位应当取得由省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核发的相应资质，并报当地气象主管机构备案。
　　第三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安装影响防雷装置效能或者超出防雷装置保护范围的导电构件，不得擅自拆改或者损毁防雷装置。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气象主管机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予以处罚。
　　第三十八条 气象主管机构和其他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职责，玩忽职守，导致重大事故的，由其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