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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后对唐律的变革

2000年10月11日 13:22 王立民


本文提要 唐律虽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法律之最善者，其内容还被唐后各代大量沿用，但唐后也不无变革。变革主要表现在体例、一般原则、罪名和法定刑四个领域。究其变革原因主要有社会情况变化、立法经验结果和立法技术提高三个方面。这种变革只是在唐律基础上的部分变革，因此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唐律对后世立法影响之深远。

唐律虽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法律之最善者，其内容还被唐后各代大量沿用，但也不无变革。此处以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三部典型法典为比较对象，探索它们对唐律的主要变革及其原因。

一、体例的变革

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均在体例方面作了不同程度的变革，主要是：

1.卷条的变革 卷条是我国古代法典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卷条数的多少可从一个侧面反映法典内容的繁简。一般来说，多易繁，少则简。唐律在唐太宗贞观定本时为五百条、十二卷。《旧唐书·刑法志》载：“（房）玄龄等遂与法司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这一卷条数比以往之律大为减损，故《旧唐书·刑法志》说，凡削烦去蠹者“不可胜纪”。唐高宗永徽三年（651）诏长孙无忌等撰编律疏，《唐律疏议》，即为三十卷，条数依旧。宋刑统为五百零二条、三十卷。第五百零二条是把唐律的职制律与斗讼律中各一条分为二条，此与现传《唐律疏议》一致。宋刑统在卷条安排上与唐律的主要区别是，变动了一些卷中的条目数。变条数的卷有五，占总数的六分之一。变动情况有三：一是移唐律上卷中的条目至下卷。“唐律卷一凡七条，刑统移末条入第二卷。”①二是移唐律下卷中的条目至上卷。“唐律卷三凡一十条，刑统移前四条入上卷。”②还有卷九、十也有类似情况。三是移唐律同一卷中的至上、下卷兼有。“唐律卷二凡十一条，刑统前移入上卷一条，后移入下卷四条。”③卷条的位移，说明卷中的内容有变，宋刑统就是如此，下文会涉及此问题。

大明律虽仍为三十卷，但仅有四百六十条，比唐律少四十条。不仅如此，在卷条的分布上，大明律也与唐律有较大的区别。大明律的名例律为一卷，四十七条；唐律则为五卷，五十七条。大明律的其它二十九卷、四百一十三条由六律分割，唐律的其它二十五卷、四百四十三条则被十一律分享。从这一区别也可见大明律在体例上与唐律有较大区别。

大明律例卷条情况更接近于大明律。它有四十七卷、四百三十六条。这四十七卷除增加了律目、图、服制、总例、比引条例等共十一卷外，还把大明律中的一些卷一分为二，如名例律在大明律为一卷，而大清律例则为二卷。其条数比大明律的少二十四条。其中，吏律少四条，户律少十六条，兵律少四条。

从以上三部法典的卷条状况来看，宋刑统与唐律的差异很小；大明律和大清律例比较接近，而与唐律有一定距离。

2.篇目结构的变革 唐律的篇目结构比较简单，仅分为十二篇，分别是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和断狱等篇（律）。以后唐高宗时撰修的《永徽律疏》，即《唐律疏议》，只是在律条后附以“疏议”，起到阐发律意，使人明了的作用，并无更复杂的内容。

宋刑统的篇目结构与唐律有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篇中分门，每一门中含有数条律条。共有二百十三门。《玉海·卷六十六》载：宋刑统有“二百十三门，律十二篇，五百零二条”。门的具体分布情况是：名例律有二十四门，卫禁律有十四门，职制律有二十二门，户婚律有二十五门，厩库律有十一门，擅兴律有九门，贼盗律有二十四门，斗讼律有二十六门，诈伪律有十门，杂律有二十六门，捕亡律有五门，断狱律有十七门。其次，在律条后附以令、格、式、敕条和起请等法条。宋刑统是宋代刑律统类的简称，故除律条外，还附有上述一些法律形式中的相应条款。《玉海·卷六十六》载：宋刑统有“疏令格式敕条一百七十七，起请条三十二。”唐律则无，只是在“疏议”中引用令、格和式的某些条文，来说明律条的内容，与宋刑统另附在后并成一种综合性法典的形式不同。最后，唐律中的“疏”与“议”总是连在一起，不单独存在。宋刑统则常把“疏”与“议”分列，各自阐述自己的内容。其中，“疏”的内容为律条文，“议”的内容为解释文。后者更近似唐律中的“疏议”。《宋刑统·擅兴律》“私有禁兵器”门的“疏”说：“诸私有禁兵器者，徒一年半。注云，谓非弓、箭、刀、?J、短矛者。”此与律条无异。“议”说：“私有禁兵器，谓甲弩、矛?、具装等，依令私家不合有”。此是对“禁兵器”的解释。尽管宋刑统的篇目结构与唐律有异，但总体结构仍无重大变化，仍为十二篇，连篇名及排列顺序也与唐律同。

大明律篇目结构的变化较宋刑统要大。因为，它打破了唐律十二篇目的框架，仿效元典章，改用七篇，除首篇仍为名例外，其余六篇均按中央六部官制编目，分别为吏、户、礼、兵、刑、工。故近代学者沈家本评说：大明律“以六曹分类，遂一变古律之面目矣。”④此外，大明律还模仿宋刑统篇下分门的做法，在除名例以外的其它六篇中皆设若干目，并在每一目中又含若干律条。目的分布情况是：吏律中有职制和公式两目，户律中有户役、田宅、婚姻、仓库、课程、钱债和市廛七目，礼律中有祭祀和仪制两目，兵律中有宫卫、军政、关津、厩牧和邮驿五目，刑律中有贼盗、人命、斗殴、骂詈、诉讼、受赃、诈伪、犯奸、杂犯、捕亡和断狱十一目，工律中有营造和河防两目。一目为一卷。每目中的律条不等，如吏律职制目中有十五条，而公式目中却有十八条。

尽管大清律例比大明律少了二十四律条，但篇目结构仍袭大明律而成，变化甚微，主要是：一是在律条后附了例条，有的数量还较多，超过律条。如《大清律例·名例律》的“五刑”条，律条仅为六条，而附例文十八条，大大多于律条。二是在律条中附有注。此注的作用类似唐律中的“疏议”。如“五刑”条规定，“赎刑：纳赎，收赎，赎罪。”在纳赎后有注：“无力依律决配，有力照律纳赎。”在收赎后有注：“老幼废疾、天文生及妇人折杖，照律收赎。”在赎罪后亦有注：“官员正妻及例难的决并妇人有力者，照律赎罪。”经过“注”的说明，把纳赎、收赎和赎罪都区别开了。

以上三部法典的篇目结构显示：宋刑统虽有改变之处，但仍离唐律不远；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十分靠近，但均离唐律较宋刑统为远。

法典的体例只是法典的外在表现形式，但却与法典的内容息息相关，可直射内容的轮廓。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对唐律体例的改动程度，与它们对法律内容的改动程度一致。

二、一般原则的变革

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与唐律一样，都把一般原则规定在名例律中，但它们又对其中的一些内容作了改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取消一些原则 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取消了唐律规定的一些原则。《唐律疏议·名例》“皇太子妃”、“官当”、“除免比徒”等条规定的一些原则均被废除。其中，有的是因为已被其它规定所取代，如“皇太子妃”条中确定的“上清”已被“取目上裁”等规定代替，已没有存在的必要；有的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易起反作用，如“官当”条规定以官品代罚的原则不利于治吏，故弃而不用；有的是因为不适时，如“除免比徒”规定以除名、免官比照徒刑的原则已不适应明、清的情况，所以也在废除之列。

2.合并一些原则 宋刑统、大明律与大清律例还合并了唐律规定的一些原则。《宋刑统·名例律》“老幼疾及妇人犯罪”条把《唐律疏议·名例》“老小及疾有犯”和“犯时未老疾”两条中规定的原则都归并在一起，既规定各种老、小和疾人员犯罪可享受赎、上清、不加刑等特殊处理方法及不适用这些附加条件，又规定了老疾人员犯罪时年龄、条件的折算方法。大明律与大清律例都把《唐律疏议·名例》中“笞刑五”、“杖刑五”、“徒刑五”、“流刑三”和“死刑二”五条，合并为“五刑”一条，内容基本相同，都规定唐律中五刑的刑种、刑等等。经过合并，唐律中一些较为相近的内容都集中在一起，这样既避免了条目内容分散的情况，又可使阅律者便于查找。

3.修改一些原则 唐律在名例律中规定的有些原则还被大明律、大清律例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首先，续用原律条名，但改动其中的某些内容。大明律和大清律都在名例律中设立“无官犯罪”条，与唐律同，但内容有别。《唐律疏议·名例》“无官犯罪”条规定：“诸无官犯罪，有官事发，流罪以下以赎论。卑官犯罪，迁官事发；在官犯罪，去官事发或事发去官：犯公罪流以下各勿论，余罪论如律。其有官犯罪，无官事发；有荫犯罪，无荫事发；无荫犯罪，有荫事发：并从官荫之法。”由于明代不用官荫法，故《明律·名例律》“无官犯罪”条删去有关官荫的规定，为此薛允升有过评论。他说：大明律的“无官犯罪”条“与唐律略同，惟明代并无用荫之法，故律无文。”⑤大清律例除续大明律的修改外，又作进一步改动。《大清律例·名例律》“无官犯罪”条规定：“凡无官犯罪，有官事发，犯公罪要在处笞、杖以上的，才可“依律纳赎”；“在任犯罪，去任事发”，犯公罪须处笞杖以下的，也要“依律降罚”等，均与大明律有异。还有“以理去官”等条也属此种情况。其次，律条名与内容均有变改。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皆在名例律中没有“亲属相为容隐”条。与此条对应的是唐律中的“同居相为隐”条，除条名有异外，内容也有所变动。《唐律疏议·名例》“同居相为隐”条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及?`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明律·名例律》“亲属相为容隐”条扩大相隐范围，把“妻之父母、女婿”也列入大功相隐范围，对此薛允升也有评说。他说：大明律的规定“与唐律大略相同，惟妻之父母之女婿缌麻服也，而与大功以上同律，唐律本无此层。”⑥大清律例的规定同大明律同。还有大明律与大清律例中“立嫡子违法”、“赋役不均”等条也属此类情况。

4.增加一些原则 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在取消、合并、修改了唐律的一些原则外，还增加了一些新原则。宋刑统通过“议”的形式，把原来唐律所没有规定的内定，穿插在法典中。这种情况在宋刑统名例律中非是个别，在此仅能举例说明。《唐例疏议·名例》“称反坐罪之等”条规定：“诸称‘反坐’及‘罪之’、‘坐之’、‘与同罪’者，止坐其罪；称‘准枉法论’、‘准盗论’之类，罪止流三千里，但准其罪：并不在除、免、倍赃、监主加罪、加役流之例。称‘以枉法论’及‘以盗论’之类，皆与真犯同。”《宋刑统·名例律》“杂条”门不仅照用唐律的规定，还用“议”规定了新内容：“反坐、罪之、坐之、与同罪，流以下止是杂犯，不在除免、加役之例。若至绞，即依例除名。”“七品以上犯在枉法，仍合减科。男夫犯准盗，仍合用荫收赎。”“称以盗、以斗减一等，处同真犯。”吴兴、刘承干在校勘宋刑统与唐律以后也认为，以上内容“唐律无。”实属新增而为。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则在名例律中增加专条，增添新原则。此两律均新设“职官有犯”。“天文生有犯”条，对文职官与天文生的犯罪，作了新规定，采用特殊处理方法，皆为唐律所无。还有“文武官犯公罪”、“文武官犯私罪”，“犯罪得累减”等条，也是如此。

法典中一般原则的规定至关重要，一方面，它是国情的变化和立法指导思想的直接反映，它的改变意味着国家形势和统治阶级的治国政策也随之有变。另一方面，它是法典内容的核心，它的改变也必然会导致法典内容的变化。宋刑统、大明律与大清律在不同程度上对唐律一般原则的改变，不仅告诉人们宋、明、清与唐的情况与国策不同，也预示它们在内容上会有不同程度的变革。

三、罪名的变革

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与唐律一样，都是刑法典，罪名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它们除了大量袭用唐律规定的罪名外，还对其中的一些作了变改。变改情况主要有以下四大类。
谈谈司法鉴定人的准入

湖北省宜昌市司法局(443000) 王 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与《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5号)、《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6号)均已经公布并施行。这是我国司法鉴定事业发展中的一件大事，意味着我国在司法鉴定制度的社会化、统一化和专业化方面有了重大发展，司法鉴定管理正逐步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对于维护司法鉴定的独立性、公正性和权威性,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过去长期存在的由公检法三机关对司法鉴定进行垄断“经营”、管理混乱的问题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根据《决定》第三条的规定，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登记管理工作，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依照《决定》的规定，负责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登记、名册编制和公告。我们注意到,今后，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的准入将是司法行政部门对司法鉴定工作进行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要达到促使司法鉴定人更好地为当事人提供帮助，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适应司法机关和公民、组织进行诉讼的需要，保障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目的，司法行政机关应承担起这一重要职责, 理直气壮地抓好相关工作，把握好鉴定人的准入关，切实加强鉴定人的管理。
按照《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的表述,司法鉴定人是指从事法医类鉴定、物证类鉴定、声像资料鉴定以及根据诉讼需要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的其他应当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实行登记管理的司法鉴定业务,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出鉴定意见的人员。鉴定人是司法鉴定活动中重要而又特殊的具体实施主体，具有科技工作者与法律工作者的双重身份，是运用专门知识和技能解决诉讼活动中专门性问题的自然人，作为鉴定权利的主要享有者和义务的主要承担者,在司法鉴定活动过程中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我国司法鉴定人选任的现状
对于什么人可以担任鉴定人，我国三大诉讼法没有作明确的规定。原则上，所有具有专门性知识和经验的人，只要受到公、检、法部门的指派或者聘请，都可以担任鉴定人。在现有的规范性文件中，《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规定，具有五年以上精神疾病临床经验并具有司法精神病学知识的主治医师以上人员，或具有司法精神病学知识、经验和工作能力的主检法医师以上人员,可以担任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的鉴定人；《人体重伤鉴定标准》、《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规定，鉴定损伤程度的鉴定人应当由法医师或者具有法医学鉴定资格的人员，或由司法机关聘请或者委托的主治医师以上人员担任；《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程度评定》标准规定，评定人员应为法医师职称，或有伤残评定知识和经验的事故处理人员；公安部《刑事技术鉴定规则》规定，刑事技术鉴定必须由鉴定员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担任;如果是经政府授权具有司法医学鉴定权的医院，对从事司法鉴定人员的资格，各有不同的规定;受委托从事司法鉴定的社会专业组织、技术人员的鉴定资格的取得和管理也有各种各样的行业或部门规定。对于其他各类鉴定及其鉴定人员的资格等问题，司法解释性文件均无明确说明。
我国尚未建立起较完善的司法鉴定人资格认证制度。这有历史的原因，也与我国具体国情有关。实践中，担任鉴定人的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公、检、法部门内部设立的鉴定机构的人员；二是经国家司法行政机关授予司法鉴定资格的研究机构的专业人员；三是其他专业机构(如医院、研究院所、大学等)的专业人员。从总体情况看，由于我国目前的各司法鉴定机构分散，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管理制度，实践中一般是由具有鉴定权的职能部门或鉴定机构自己审核确认，职称评定和资格认定没有统一的审查、考核、确认程序，缺乏统一的职业准入标准和从业条件的限定，导致鉴定人队伍的业务素质难以保证，呈现出良莠不齐的状况，不能反映鉴定人的业务水平和专业知识技能高低，更谈不上鉴定人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影响了鉴定人员的积极性和法律的严肃性，也直接影响到鉴定结论的可信度和证据效力。但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和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建立司法鉴定人资格认证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这也是诉讼制度改革的迫切需要。今后，将尽快建立起与司法改革相适应的统一规范的司法鉴定人职业准入制度，打破部门分割、地区分割，确保司法鉴定人走向高度职业化和专业化。
二、西方国家确认鉴定人的主要方式
由于诉讼制度的不同，世界各国大都确定了不同的鉴定人遴选方式，主要有两种，即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鉴定人主义”和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鉴定权主义”。在英美法系国家，对于什么人能够担任鉴定人，法律无专门的规定。如美国的鉴定人称为“专家证人”，鉴定结论称为“专家证言”。原则上，所有经过某学科科学教育的人，或者某一领域具有特别或专门知识的人，都可以作为鉴定人，其鉴定资格无须经过特定管理部门的批准。因为从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上看，鉴定人必须具备专家水准，这是保障鉴定意见科学性和权威性的关键因素。美国没有法定的鉴定机构，任何专家，不论他是在国家机关工作，还是在私人单位工作，都可以受聘在法庭上提供专家证言。他们是证人的一种，以其专业知识就专门性问题向法庭提供意见。作为专家受一方雇佣出庭提供科学证言不属于公民义务，对专家证人不适用强制出庭作证的制度，在有些情况下，专家证人可以通过文件来提交证词。
在大陆法系国家，由于实行职权主义的审判机制，司法鉴定具有浓厚的倾向色彩，各国大体上都建立了专门的鉴定人资格制度。如法国实行鉴定人注册名单制度，由行政法规规定鉴定人的确定和注册方法，专门机构通过特定的考评和登录程序，将全国具有司法鉴定资格的专家根据行业登记造册，说明各自的受教育程度、学术成果、专业经历等内容，供法官根据案件的需要从名册中选任鉴定人。为了方便法官委托鉴定人，常由最高法院或者司法部等部门确定一个专家名单。名单上的专家都是本领域的权威人士，至于其个人身份，并没有任何限制。可以是教学科研机构的学者，也可以是在政府设立的机构中服务的科学家。当然，对于法官来说，并没有必须指定某个“法定的”司法鉴定机构的限制，法律并不禁止其在该名单之外委托其他专家。但法官通常会委托名单上的专家，因为入选名单的唯一条件是执业水平，因此能够进人专家名单本身就是高水准的标志。
在西方国家的司法鉴定制度中，无论采取的是“司法鉴定人主义”还是“司法鉴定权主义”，各国都没有规定统一的司法鉴定机构，但这并不意味着鉴定人员就不受任何管理和约束。实际上这些专业技术人员往往都属于某行业协会会员，需要遵守各自所在协会的规章与纪律。有些欧盟国家还通过建立自愿注册制度，引导鉴定从业人员不断提高执业水平，促进平等竞争和行业自律。
三、《决定》规定了我国司法鉴定人准入控制制度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采取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在鉴定人的准入方面下功夫，建立专门的鉴定人名册制度较为可行。第一，此种方式较为简便，便于当事人及时、便捷地行使自己的权利，避免其诉讼之累。毕竟由当事人自己去社会中寻找相应的鉴定人比较困难，实行自由鉴定人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当事人的权益的维护。第二，诉讼中需进行鉴定的问题虽然很多，但比较常见的是法医学鉴定、物证技术学鉴定、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等类型。如果在这些领域对鉴定人的资格进行登记管理，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重复鉴定、多头鉴定等现象的发生。第三，尽管我国正在进行相应的司法体制改革，但目前的诉讼模式仍然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将英美法系国家的“自由鉴定人”制度移植过来存在较大的困难，通过法庭审查控制鉴定人资质的目的难以实现。第四，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在鉴定人资质控制上所采取的方式与其诉讼模式大体对应，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如果采取控辩式庭审方式就必须采用英美法系国家的“自由鉴定人”制度。所以，我国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司法鉴定制度的某些做法，建立起司法鉴定人审核登记、名册编制和公告制度。
《决定》规定的鉴定人名册制度，是指司法行政部门把符合条件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统一登记入册，以便委托鉴定时选用合格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司法行政部门通过择优选录和通过媒体公告建立司法鉴定人名册，是为了保证委托司法鉴定的质量而先期进行的事前审查。其宗旨是规范鉴定，服务于诉讼，实现公正。当然，根据诉讼情况的不同，既可以由当事人自己从名册中选定鉴定人，也可以由当事人协商选定和司法机关依职权在名册中随机指定相结合等方法，以实现司法鉴定工作公开化、程序化、规范化。这既借鉴了大陆法系国家较为通行的规则，又吸纳了英美法系国家遵循当事人主义的做法，是结合我国现行诉讼体制和审判方式改革而进行的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创新，将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体现司法公正与效率，有利于避免鉴定机构或鉴定人对司法机关的依赖，实现司法鉴定资源的优化配置，确保司法鉴定的质量和司法机关的中立、公正形象。
四、《决定》及《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规定了司法鉴定人应具备准入的资质条件
1、司法鉴定人应具有与所申请从事的司法鉴定业务相关的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司法鉴定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技术性和法定性，需要鉴定人拥有较强的科学知识和实践经验，非普通公众所能任意担任。否则其很难对司法鉴定事项作出科学和客观的鉴别与判断。同时，司法鉴定工作是一项要求严格的专业技术工作，司法鉴定人是以专家身份作出鉴定意见参与诉讼的，因此，一般应具备较高的技术职称。对此类鉴定人没有具体工作年限的规定，是因为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取得的前提是具有多年的工作经验和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和研究能力，已经属于在某一领域有所建树的高级人才，其所拥有的知识与声望足以担当鉴定人的工作。
2、司法鉴定人应具有与所申请从事的司法鉴定业务相关的专业执业资格或者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从事相关工作五年以上。已取得专业执业资格或者受到高等教育，有五年以上的相关工作实践经验的人员，以其所拥有的知识与能力才足以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可以保证司法鉴定的客观与科学，容易被当事人所接受。
3、司法鉴定人申请从事经验鉴定型或者技能鉴定型司法鉴定业务的，应当具备相关专业工作十年以上经历和较强的专业技能。在司法鉴定领域，新技术和新情况层出不穷，特别是对某些技术领域有专长的往往是具有丰富的生产实践经验和高超的技艺的人，这些人不一定受过高等教育，也没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但从实践经验角度来看，其又属于专家型的人才，能独立解决本专业司法鉴定工作的实际问题。他们成为鉴定人，可以填补司法鉴定领域的一些空白，便于当事人及时地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
另外，《决定》规定了不得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情形:鉴定人因故意犯罪或者职务过失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受过开除公职处分的，以及被撤销鉴定人登记的人员，不得从事司法鉴定业务。这是从提高司法鉴定人的门槛来保证鉴定意见的客观公正。司法鉴定具有科技与法律的双重属性，司法鉴定意见的科学性、客观性和独立性是其存在的土壤，这就需要司法鉴定人具有高度的负责精神和良好的诚信记录，必须符合司法鉴定人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即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不徇私情，不谋私利，否则其所出具的鉴定意见因个人的诚信受到影响，最终也会损害当事人的权益。对于法庭，鉴定人的诚信情况会受到最大的重视，当事人也不愿聘请有不良诚信记录的鉴定人从事鉴定。
五、司法行政机关要把握好司法鉴定人的准入关
司法鉴定人的管理职责赋予了司法行政机关，作为管理部门，严格控制好司法鉴定人的准入关，可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
一要对司法鉴定资格条件实行全国统一的准入标准。由司法行政行政机关会同相关技术行业主管部门或行业组织，在原有行业准入资格的基础上，按照《决定》和《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规定的条件，实行统一的二次准入（司法鉴定行业准入）。
二要客观、全面地审查鉴定人。省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必须对呈报上来的鉴定人候选人逐一审查，根据《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规定，准确了解鉴定人申请人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专业技术职称、行业执业资格、执业类别、执业机构等。要检查其项目填写是否全面、真实、有效。内容不真实的必须纠正，故意不真实填写，情节严重的，可以提出处分意见。对不应当列入名册的，必须清除，对应当列入而没有列入的应当列入，以充分体现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所有地方省级司法行政部门审核后的鉴定人名册都必须汇总到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形成全国的各级各类鉴定人名册，以有利于鉴定人名册的统一管理和鉴定人资源的共享。
三要坚持择优的原则来确定入册鉴定人候选名单。在适用过程中，可以根据不同的专业特点列出量化指标，对同一个专业的鉴定人由高到低排序，将排列在前的鉴定人列入司法鉴定候选人名册。对专业水平不高、执业信誉不好以及道德操行差的鉴定人，应取消其登记入册资格。
四要确立正式鉴定人名册公示制度。经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汇总后形成的鉴定人名册，将以公告的方式在全国性媒体上公示，一方面可以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对入册鉴定人的反映，增加鉴定人名册的透明度，另一方面也可体现鉴定人名册的权威性。
五要实行岗前培训和继续教育制度。应促使司法鉴定人员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加强执业规则和职业道德、职业纪律规范教育，增强法律意识，同时，建立司法鉴定人诚信等级评估制度，确保鉴定质量，使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混乱的局面得以尽快调整，逐步走上法制化、科学化、规范化道路。

参考书目：
1、何家宏主编，司法鉴定导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2、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