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国际开发协会开发信贷协定（第二个农村信贷项目）
中国 国际开发协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国际开发协会开发信贷协定
（第二个农村信贷项目）
（签订日期１９８６年１月３日生效日期１９８６年４月１８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借款人）与国际开发协会（协会）于１９８６年１月３日签订本协定。
鉴于（Ａ）借款人对本协定《附件２》所述本项目的可行性和优先性表示满意，并请求协会对本项目提供本信贷；
（Ｂ）本项目将由中国农业银行（农行）在借款人的帮助下负责执行，作为这种帮助的一部分，借款人将按照本协定的规定向农行提供本信贷资金；和
鉴于协会特别以上文为根据，同意按照在本协定中和在协会与农行在本协定同一天签订的《项目协定》中所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向借款人提供本信贷；
因此，缔约双方现协议如下：
第一条 通则；定义
１．０１节 １９８５年１月１日《国际开发协会开发信贷协定通则》（《通则》）是本协定的组成部分。通则３．０２节最后一句话予以取消。
１．０２节 除上下文另有要求者外，《通则》中定义的若干词汇在此有同样含意，下列新增词汇则具有以下词义：
（ａ）“农行”系指中国农业银行，根据借款人的法律，特别是包括１９７９年《国务院通知》和１９８３年《国务院决定》而开办和经营的一家专业性银行机构；
（ｂ）“１９７９年国务院通知”系指１９７９年２月２３日借款人的国务院为恢复中国农业银行而发出的一个通知文件（国务院文件〔１９７９〕第５６号）；
（ｃ）“１９８３年国务院决定”系指借款人的国务院于１９８３年９月１７日（国务院文件〔１９８３〕第１４６号）作出的关于“由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
（ｄ）“福建农行”和“湖南农行”系指分别在福建省和湖南省已开办和营业的农行分行；
（ｅ）“项目协定”系指协会和农行在本协定签订的同一天签订的协定，该协定可以随时进行修改；这一词汇还包括《项目协定》的所有附件及附属于《项目协定》的各个协定；
（ｆ）“转贷协定”系指借款人和农行根据本协定第３．０１节（ｂ）的规定而将签订的协定，该协定可以随时进行修改；这一词汇还包括《转贷协定》的所有附件；“转贷的贷款”系指按该转贷协定的规定而提供的转贷贷款；
（ｇ）“分贷款”系指由农行以本信贷资金或它自己的资金转贷给或拟议中将转贷给一个分贷款借款人，以便使用于某一投资项目的一种贷款；“自由限额内分贷款”系指本协定第２．０２节（ｂ）中所规定的符合自由限额内分贷款条件的一种分贷款；
（ｈ）“分贷借款人”系指农行拟将或已将分贷款转贷给的个体农民或农户、联户、集体企业、国营和集体联合企业或国营企业；
（ｉ）“投资项目”系指将由一个或几个分贷款借款人，使用一笔或数笔分贷款资金，所执行的某个特定发展项目；
（ｊ）“人民币”系指借款人的货币；
（ｋ）“外币”系指借款人货币以外的任何一种货币；
（ｌ）“项目管理委员会”分别指福建省人民政府根据该省文件〔１９８５〕总字第１６８号于１９８５年３月２８日成立的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管理委员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根据该省文件〔１９８４〕８２号于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２６日成立的世界银行贷款使用领导小组；及
（ｍ）“特别帐户”系指根据本协定２．０２节（ｃ）的规定开设并保持的帐户。
第二条 信贷
２．０１节 协会同意按照本开发信贷所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向借款人提供以多种货币计算的总额相当于八千四百万个特别提款权（ＳＤＲ８４，０００，０００）的信贷。
２．０２节 （ａ）本信贷资金可按照本协定《附件１》的规定，从本信贷帐户中提取其由农行已支付的金额（或如果协会同意将支付的金额），该附件经借款人和协会同意，可随时进行修改，用于：
①由某一分贷款借款人根据某一分贷款，为要求提款的投资项目所需的物资与服务的合理费用而提取的款项；及
②由本信贷资金支付的本项目Ｂ部分所需的物资和服务的合理费用。
（ｂ）“自由限额内分贷款”是用于一个投资项目，由本信贷资金和农行自有资金支付的，其总额不超过相当于５００，０００美元的一笔贷给分贷借款人的分贷款，但当此数额加上已贷给或拟贷给同一分贷借款人为同一投资项目用的任何其他分贷款款额且尚未归还时，上述数额可由协会决定随时改变。
（ｃ）借款人应根据协会所满意的条款和条件，为本项目在一家银行开设并保持一个美元的特别帐户。存入和自特别帐户支付的款项，应按照本协定《附件３》规定执行。
２．０３节 提款截止日期应为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３１日，或由协会另定更晚的日期。对于更晚的日期，协会将及时通知借款人。
２．０４节 （ａ）借款人对尚未提取的信贷本金，应按百分之零点五（１％的１／２）的年率，按时向协会交付承诺费。承诺费应从本信贷协定签订后六十天开始起算，计算至借款人从信贷帐户提取款额或款项被注销的相应日期为止。
（ｂ）承诺费应：①在协会合理要求的地方交付；②不受借款人施加的或借款人领土内的任何限制；及③按照《通则》第４．０２节，而为本协定选定的货币，或按照该节条款随时指定的或选定的其他一种或几种合格的货币交付。
２．０５节 借款人对已提取而未偿还的信贷本金，应按百分之零点七五（１％的３／４）的年率，按时向协会交付手续费。
２．０６节 承诺费和手续费应每半年交付一次，在每年的５月１５日和１１月１５日交付。
２．０７节 借款人应从１９９６年５月１５日开始，至２０３５年１１月１５日止，每半年偿还一次本金，付款期为每年５月１５日及１１月１５日。在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１５日以前，包括该期应付额，每期应付本金的百分之零点五（１％的１／２），以后每期应付本金的百分之一点五（３％的１／２）。
２．０８节 根据《通则》第４．０２节的要求，现确定美利坚合众国的货币为规定的货币。
第三条 项目的执行
３．０１节 （ａ）借款人确认为实现本协定《附件２》所列的本项目各个目标所作的承诺，为此，借款人除应履行本《开发信贷协定》规定的它应负的任何其他义务外，还应：①促使农行按照该《项目协定》条款履行所规定的所有义务；②采取和促使采取一切必要的或适当的行动，包括提供资金、便利设施、服务和其他资源以使农行得以履行这类义务；及③不应采取或允许采取阻碍或干扰履行这类义务的任何行动。
（ｂ）借款人应通过将与农行签订的《转贷协定》将本信贷资金转贷给农行，但该协定中所规定的条款与条件应得到协会的批准，内容应包括：①由农行按使用的货币偿还本金，还款期为２０年以内，包括宽限期５年；②由农行以百分之三（３％）的年利率付息；及③由农行以百分之一的一半（０．５％）的年率支付承诺费。
（ｃ）借款人应以保护借款人和协会的利益的态度来行使《转贷协定》所赋予的权利，和实现本信贷的各个目标，因此，除非协会另行同意，借款人不得转让、修改、废除或放弃该《转贷协定》，以致影响上述（ｂ）段条款的执行。
３．０２节 借款人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使农行能达到在下述两者之间保持至少百分之二的利差：
（ａ）本《项目协定》的《附件Ｃ》２段中所提及的利率的加权平均数；和
（ｂ）农行为实现本项目目标来自各方面的来源的资金费用的加权平均数，包括转贷的贷款和农行自有资金。
两种这类的加权平均数，将以协会所能接受的方式计算。
３．０３节 除协会另行同意外，由本投资项目支付的，本项目所需的物资和工程的采购以及聘请顾问人员应按《项目协定》附件规定进行。
３．０４节 借款人和协会同意：农行根据《项目协定》第２．０４节履行《通则》第９．０３、９．０４、９．０５、９．０６、９．０７和９．０８节规定的义务（关于保险、物资和劳务的使用、计划和安排、记录和报告、维修和征购土地方面）。
３．０５节 借款人应促使湖南和福建两省保持项目管理委员会，其组成和职能应为协会所接受，以便在借款人的有关部门和机构的协调和帮助下，帮助农行实施本项目。
３．０６节 借款人、协会和农行应在他们中间任何一方不时提出请求时，对农行根据资金费用和可获得的利润，以及中国的通货膨胀和其他利率对其贷款将收取的利率交换意见。
第四条 协会的补救措施
４．０１节 为执行《通则》第６．０２节（ｈ），特规定以下事项作为补充：
（ａ）农行未能按照本《项目协定》履行其应履行的任何一项义务。
（ｂ）由于本《开发信贷协定》签字后发生的事件，导致了发生某种特殊情况，使农行无法根据《项目协定》履行其义务。
（ｃ）借款人的适用于农行的法律，包括１９７９年国务院的通知和１９８３年国务院的决定已被修正、中止、废除、取消或放弃，以致在实质上并严重地影响到农行履行该《项目协定》规定的它应履行的任何义务。
（ｄ）借款人或任何其他有管辖权的权威已采取了任何解散或撤销农行或停止其营业的行动。
４．０２节 为了执行《通则》第７．０１节（ｄ），特规定以下事项作为补充：
（ａ）本协定第４．０１节（ａ）段中所规定的事项发生，并在协会向借款人发出通知后的六十天仍持续存在；及
（ｂ）本协定第４．０１节（ｃ）和（ｄ）段所列举的事项发生。
第五条 生效日期；终止
５．０１节 在《通则》第１２．０１节（ｂ）的含义范围内，规定以下情况为本《开发信贷协定》生效的附加条件：
（ａ）《转贷协定》已由借款人和农行的代表签字；及
（ｂ）借款人的国务院已批准本《开发信贷协定》和《项目协定》。
５．０２节 在《通则》第１２．０２节的含义范围内，规定以下情况，将被包括到将送交协会的法律意见或法律意见书内：
（ａ）《项目协定》已被农行正式批准或核准，并且根据其条款对农行产生了法律上的约束力；及
（ｂ）《转贷协定》已被借款人和农行正式批准和核准，并且根据其条款对借款人和农行产生了法律上的约束力。
５．０３节 本协定签订９０天后的那一天被定为《通则》第１２．０４节所要求的日期。
５．０４节 本协定第４．０２节和第３．０６节规定借款人的义务应在本《开发信贷协定》终止之日终止，或在本协定签订以后２０年的某一天解除，而以其中早出现之日为准。
第六条 借款人的代表；地址
６．０１节 借款人的财政部长为《通则》第１１．０３节所要求指定的代表。
６．０２节 根据《通则》第１１．０１节的要求，兹确定以下地址：
借款人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三里河，财政部
电报挂号 电传号码
ＦＩＮＡＮＭＩＮ ２２４８６ ＭＦＰＲＣ Ｃ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协会方面：
美利坚合众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２０４３３，西北区Ｈ街１８１８号，国际开发协会
电报挂号 电传号码
ＩＮＤＥＶＡＳ ４４００９８（ＩＴＴ）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２４８４２３（ＲＣＡ）或
６４１４５（ＷＵＩ）
本协定的缔约双方，通过其各自正式授权的代表，于上述日期在美利坚合众国哥伦比亚特区，以各自的名义签署本协定，以昭信守。
注：本协定于一九八六年四月十八日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际开发协会
授权代表 主管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副行长
韩 叙 卡劳斯曼诺古
（签字） （签字）
附件一 信贷资金的提取
１．下表列举将由本信贷资金提供资助的项目类别，对于每一类别分配的信贷金额，以及对每一类别中的每一项目提供资助的支出所占的百分比：
类 别 分配的信贷金额 提供资助占支出的
（以特别提款权的 百分比（％）
等值美元表示）
（１）本项目Ａ部分 ７５，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
的分贷款
（２）出国考察和咨 ５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询服务
（３）本项目Ｂ部分 ２，８００，０００ 国外支出的１００％、
的物资 当地支出的１００％
（出厂价）和当地采
购其他货物的当地
支出的７５％
（４）未分配 ５，７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８４，０００，０００
２．在本附件中所使用的：
（ａ）“国外支出”一词，系指以借款人以外的任何国家的货币支付的由借款人以外的任何国家领土上提供的货物或服务的支出。
（ｂ）“当地支出”一词，系指以借款人的货币支付的支出，或由借款人领土上所提供的货物或服务的支出。
３．尽管有前文第一段的规定，下列情况不得进行提款：
（ａ）本协定生效之日前发生的已付费用；或
（ｂ）不符合以下条件的分贷款：①分贷款已经协会批准；或②分贷款经协会授权从信贷帐户提取的自由限额内分贷款。
附件二 项目的说明
本项目的目标旨在帮助借款人通过农业生产和加工的多样化和现代化，来增加农业和农村的生产和收入，以支持福建农行和湖南农行的中长期贷款规划，并为农行机构发展提供帮助。
本项目包括以下各部分，（其更动应随时征得借款人和协会同意）以实现以下目标：
Ａ部分：投资规划
由福建农行和湖南农行实施的把分贷款贷给分贷借款人的投资项目规划，包括：
①发展淡、海水产业；
②发展果园；
③建设和装备加工、储存和交通等方面的农业工业设施，尤其是水果、家禽和鱼类方面的设施；和
④发展家畜业，包括扩大饲养家禽、牛和猪。
Ｂ部分：机构发展
提高农行在项目准备、评估和执行，以及信贷和管理方面的业务能力，包括通过出国考察和培训、咨询服务设备，实施一项工作人员的国内外培训计划。
本项目预期在１９９１年６月３０日完成。
附件三 特别帐户
１．本附件中使用的：
（ａ）“合法类别”一词系指根据本协定《附件１》第１段表格中列举的类别①、②和③；
（ｂ）“合法支出”一词系指本项目所需的物资和服务的合理费用的支出和根据本协定《附件１》的规定，将由不时分配给合法类别的本信贷资金支付的费用支出；和
（ｃ）“授权分配额”一词系指根据本附件第３段（ａ）规定，从信贷帐户中提取的和存入特别帐户的相当于五百六十万个特别提款权的金额。
２．由特别帐户进行的支付，应当仅限于本附件规定的合法支出。
３．协会收到满意的关于特别帐户已完全开设的证件后，授权分配额和此后补充额可按下列情况从特别帐户中提取：
（ａ）协会应在借款人就一项或几项存款提出一次或几次请求时，其累计总额在授权分配额内，代表借款人从信贷帐户中相应地一次或数次按借款人申请的金额数提取并存入特别帐户中。
（ｂ）借款人应在协会所指定的间隔时间内向协会提出补充特别帐户的申请。协会根据借款人的申请从信贷帐户中提款并存入特别帐户，这种请求补充特别帐户的款项不应超过已在特别帐户支付的合理支出。协会应遵照本附件第４段的规定对为补充存款所递交的申请进行审核，并按照相应的类别和相应的金额从信贷帐户中提取。
４．借款人已经从特别帐户中提取的并根据本附件第３段要求补充的每一笔款项在申请前或申请的同时，必须向协会递交这种或其他协会合理要求的证件，以证明这些支出是合理支出。
５．（ａ）尽管有本附件第３段的规定，协会无论在下述哪种情况首先出现时协会均不继续向特别帐户存款：
①协会在任何时候确定，今后借款人可以根据本协定第２．０２节（ａ）段的规定直接从信贷帐户提款时；或
②分配给本项目合法类别项下的未提取信贷总额，减去根据《通则》第５．０２节规定及对本项目的支付所做的任何特别承诺的余额，等于授权分配额的两倍时。
（ｂ）此后，从信贷帐户中提取已分配到合法类别项下的本信贷资金的未提取部分的余额，应按照协会对借款人的通知中规定的程序进行。除非协会另行同意，该种款项的进一步提取，只能在协会已经满意地认为，截止通知之日，特别帐户中存款余额已经或将被用来支付合法的支出以后，才能进行。
６．（ａ）如果协会在任何时候确定，任何一笔由特别帐户的支付：在支付上或数额上根据本附件第４段的规定所提供的证明材料不能证明其为合法时，借款人应在接到协会通知时，及时往特别帐户中存入（或如协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时，向协会退回）相等于该笔不合法支出的或不能核准的支出的部分或全部金额，除非协会另行同意，在借款人存入或退回这笔金额前，协会不再向特别帐户存款；或
（ｂ）在特别帐户中的任何一项余额，不得作为以后的合法支出的支付。借款人在接到协会通知以后，应及时向协会退回信贷帐户中当时的那笔余额。
论法治文明
2000年10月30日 09:40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文正邦
在我国正处于世纪之交，深化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中的最强音；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而且“法制建设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紧密结合，同步推进。”在当今世界，现代化、民主、法治、文明及其一体化关系不仅已成为时代潮流，而且体现了我们时代的特征和时代精神；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以及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均已突显出了其特殊重要意义，它们都是保障和促进我国社会全面进步所不可须臾忽视的。为此，很有必要探讨一下其间的内在联系。本文特提出“法治文明”这一概念并以此为中心探讨一下有关问题。
一、法律的文明属性
认识法律的文明属性，首先需要在观念上的更新。由于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意识及法律制度中德主刑辅、重刑轻民、严刑峻法甚至酷刑乱法以及义务本位和官本位的影响，似乎一谈到法就意味着惩罚、镇压、限制、禁止、束缚、不通人性、冷酷无情等等，使人们畏法、惧法、仇法、避法，这样形成的法律观念自然就与文明无缘。
然而事实上，法律不仅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和标志之一，而且法律本身就具有丰富的文明内涵和属性，同时法律发达史就是法律不断趋向文明化的过程。
文明是标识人类的进步程度和状态，社会文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所以文明与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紧紧相连（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似应是比“文化”更高层次的概念。因为“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了比较高一级阶段，即告别了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从而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动物界而进入文明时代才开始呈现的进步程度和状态；而在此之前，“文化”早已存在，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等，哪怕是早期旧石器时期最粗陋的遗物遗迹，也具有‘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但一般都不把它们称为“文明”。可见文明及文明史是标识人类社会发展程度中更高层次的概念，而文化是泛指人类社会任何发展成果和发展阶段的概念）。可以说，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在生产工具改进（出现了金属工具）从而使生产力有很大提高的基础上，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而导致私有制、阶级以及国家和法律的出现（即生产关系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行为趋于复杂化，而需要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更加严密才能使社会保持有序）。可见国家和法律乃是文明社会的一种标志，虽然同时也就伴随着严酷的阶级剥削和压迫，但也是人类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及行为方式趋于进步和文明的表现。所以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1]；董必武同志说：“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说到文明，法律要算一项，虽不是唯一的一项，但也是主要的一项” [2]；比利时法学家班达认为，法是文明社会通向公共的强制，是为在人们之间实现一种秩序而制定的“行为规则的总和” [3]；美国法学家富勒把法律看作是不断的有目的的活动的产物，“法律是使人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 [4]；英国法学家菲尼斯认为法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将确定性、具体性、明晰性和可预测性引入人类相互行为中，使法律不仅规定人们的行为规则，而且建立了用以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机构，从而使“法律调整它自己的创造” [5]；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认为法的概念应基于科学普遍性，从最广泛的意义强调法应当是“人类行为的一种秩序”和“社会组织的特殊技术” [6]。
之所以说法律是文明时代的产物和标志，这从法律的起源和产生过程也可以看出来。因为它是社会调整从原始社会个别的、偶然性的和任意性的调整进到普遍性、共同性和规范性的调整；从自发性调整进到自觉的调整；是从氏族社会中习惯同宗教、道德规范混溶，权利与义务不分，进展到逐步分化发展开来而形成法律规范的过程。固然调整阶级关系的需要是法产生的直接原因，然而适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乃是法产生形成的根本原因和深层次动因。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一种生产方式持续一个时期，那么，它就会作为习惯和传统固定下来，最后被作为明文的法律加以神圣化”[7]。恩格斯也指出：“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在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中，法律便发展成或多或少广泛的立法＂[8]。
不仅如此，法律本身就具有文明的属性，法律虽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但它作为一种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的象征和保障，就必然体现着某种公平、正义、理性和正当利益（虽然不同的阶级对此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无怪乎从词源上看，不仅中国古汉字“法”寓有法平如水，即有“平”、“直”、“正”的含义，而且从若干种外文词源来看，“法”和“权利”相通，也具有公平、公正或正义的含义。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文化中儒家的伦理法思想之所以影响深远，西方把理性和正义作为法的基础的自然法学思潮之所以源远流长，经久不息，也表明了人类追寻法律的文明性，崇尚文明的法律的强烈的、共同的价值趋向。
从法律与自由的关系来看，无论是明智的资产阶级法学家、思想家或是马克思，都肯定了法与“自由”这一标识人类进步程度的概念的内在联系（共产主义者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社会）。孟德斯鸠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9]。黑格尔以自由是对必然性即规律性的认识的辩证观点出发，进一步把自由视为法的本质。认为法是“作为理念的自由”，[10]因此“自由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法的体系是实现了的自由的王国” [11]。因为在黑格尔看来，法律是规律的一种，是社会的法则，是人的规律，这种规律被人的理性所认识，并以共同意志的形式制定为国家法律，遵守法律就可以获得自由。所以法乃是自由的实现或体现，或者说“法律是自由的具体表现”，“是自己实现其自身的自由”[12]，因此法律是人们实现自由以及保障人的自由的武器。马克思更精辟地指出：“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运动的手段一样……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13]再从法律的功能和作用来看，法律虽然是实行阶级政治统治的有力工具，但法律的规范职能（评价、指引、预测、教育、保护、制裁）及执行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表明它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和社会冲突的调节器，是人们正当行为和利益的保障器和人的越轨行为的矫正器，是社会生活、社会管理和各项事业的经验总结和概括，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文明内涵和意义。
法律的发展史或发达史也就是法律不断趋向文明的历史过程。从同态复仇到罪刑相适应，从罪行擅断到罪刑法定，从“刑不上大夫”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刑、民、诉不分到形成各个专门法律部门，从充当专制统治的工具到作为民主政治、公民权利的保护神，作为“人民自由的圣经”（马克思语）。所以，近现代法制发展所形成的系列重要原则和制度，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法不禁止即自由、法无规定不为罪、无罪推定等原则以及辩护制度、回避制度、公诉和公开审理制度、陪审制度、审判监督制度等等，都是法律文明发展的成果和表现。而现代法制所体现的文明，其实际内容就是一定性质和程度的社会秩序、社会正义以及以此为保障和前提的民主、自由、平等。而且，遵纪守法就是文明行为的表现，法律调整所要求的社会有序性是社会文明状态的基本条件。由此可见，法律文明的程度和状况是社会发展及进步的重要表征和指示器，法律和社会进步、社会文明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二、法治文明的价值分析
笔者认为，法治文明即一个国家实行法治的状态和程度所体现的文明，是人们在具备一定社会条件的前提下，把法律尊崇为治国的方式，以追求政治民主、社会正义、保障人民权利所取得的成果和成就。因此，法治文明与人类进步事业息息相关。法治文明是社会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是人类制度文明的特殊重要组成，并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起着保障和促进作用。因此，对法治文明作价值分析也就是要认识法治所包含的进步的内容，即分析法治所具有的文明性状和特征。而只要我们仔细思考就不难发现，文明确是法治特别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和本质属性，是法治的总的价值特征，体现着现代法的精神。
法治，即法律主治，是一种贯彻法律至上，严格依法办事的治国原则和方式。它要求作为反映社会主体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并在全社会得到有效的实施，普遍的遵守和有力的贯彻。法治作为一种先进的治国方式，要求整个国家以及社会生活均依法而治，即管理国家、治理社会，是凭靠法律这种公共权威，这种普遍、稳定、明确的社会规范；而不是靠任何人格权威，不是靠权力者的威严甚至特权，更不是靠亲情。总之，不依个人意志、好恶、品质、素质以及升迁进退为转移。所以法治与人治是根本对立的，跟专制也是毫不相容的。它要求把法律至上，树立崇高的法制权威作为基本原则；法律是公民行为和政府活动的最终导向，是规制和裁决人的行为的最高标准和终极力量；使每个社会成员都共同受法律的保护和约束，任何人或任何组织都无例外地受领法律的规束以及恩惠，其行为和活动都纳入法制的轨道和范围。因此，法治是社会调整向高层次发展，以摆脱任何偶然性、任意性和特权，使社会在严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良性运行中，形成一种高度稳定有序的秩序和状态的必然要求，以保障和促进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顺利发展。这正是社会进步所必须和趋向文明的表现。
就其作用和功能而言，“法治”概念的内涵比“法制”概念的内函更深刻，也更具有文明性。其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法治”与民主紧密相联，而“法制’则不一定。一般说来，“法制”即“法律制度”之谓，因此既有专制政体下的“法制”（如奴隶制和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严刑峻法、酷刑乱法，以及绝灭人性的法西斯法），也有民主政体下的法制。所以只讲“法制”，就难以避免“恶法亦法”。只有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产物的法制，才与法治有所通义。而且法制所关注的是建立和维护某种秩序，而法治所关注的焦点是有效制约和合理运用公共权力。特别是现代法治必然内含民主，以政治民主性为其本质特征。现代法治的产生乃是伴随着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宪政制度即资产阶级法治国的建立，它的基本精神就是民权至重（实质上或形式上）、法律至上、宪法至尊；因此政府权力有限，人民主权神圣；实行分权制衡，以法制权，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利，同时依法保障公共权力的合理运用和分配。所以现代法治的精髓和要义就是把法律从作为国家和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手段和统治工具变为人民在当家作主（实质上或形式上）的前提下以法来管理国家、约束政府权力（使其合理运用、不致滥用和腐败），有效地治理社会，从而使国家权力服从于社会公众的共同意志，政府的权威从属于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的法制权威。法治的政治民主性，反映了人类在构建有序化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的目标下追求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的共同要求，法治是社会在趋向文明过程中的必不可少的制度化特征。所以康德认为“文明的社会组织是唯一的法治社会”，而这种社会组织的“文明”在于它的成员即公民具有宪法规定的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三种不可分割的法律属性，生活在依据“普遍的、外在的和公共立法”所形成的法律权威和权力之下[14]。
法治的基本特征还在于它的公正性、正义性、合理性。既包括立法公正（即制定出来的法律必须反映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也包括司法公正（其核心是审判公正）；既要求实体正义（法律应当体现和维护社会正义和基本道德准则，对社会利益进行公平分配），又讲求程序正义（在所有诉讼和非诉讼的纠纷解决过程和机制中均体现正义）。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等级特权和法外特权，不承认有任何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领域和公民。既弘扬法律至上、崇尚法制权威，又需要法律内含道德理念，并同道德相互支持、有机弥合，共同规范和引导人的行为。也就是说，要求社会主义法治和民主建设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结合、相辅相成。
现代法治还必然要求法律具有科学性，即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以正确认识和反映客观规律为重要依据和标准，科学的法律是人类从事生产斗争和社会实践的经验和智慧的概括和总结，是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以及一些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之稳固化、规则化、制度化，因而可以指导和引导人们在行动中按客观规律办事，是人们遵循和运用客观规律，改造社会，调整社会关系，优化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的有效工具。这就必然要求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应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方法和手段，并有力地保障和促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现代法治尤以尊重人的权利（包括人的最基本权利即人权）、保障人的权利为依归，因而以弘扬权利本位为特征。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权利为宗旨，义务的设定和履行均以维护一定的权利和利益为目的。权利的实质即确认和保障的人们的正当利益，它是一切法律关系的核心，是人们法律行为的发动力和驱使力，是法这种社会现象的特定存在形式和载体，是公民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标志和象征。现代法治以权利为本位也就是尊重公民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资格和地位，强调法治的力量和作用就在于充分调动和发挥作为社会主体及法律关系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所以社会主义法治不是外在的、强加的、消极被动的东西，而是着眼于从人的内在需要出发来规范、调整和引导人的自觉的社会行动和行为。这丝毫也不排斥权利与义务必须相统一，因为权利与义务统一的目标指向，也是为了维护他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利益。
现代法治的基础是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把法律作为对经济运行实行宏观调控和微观调节的最主要手段，其他各种手段都必须纳入法制的范围，并要求整个社会生活的法治化与之相适应。市场经济作为法治经济的总的价值特征，既要求把竞争、效率和效益放到首位，又必须作到合法、合理，兼顾社会公平，因此必须充分重视和体现民主、自由、平等以及公开、公正、正义等原则和精神，才能在高度规范化的市场秩序下，充分调动市场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开拓创新精神，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有效利用人力、物力、财力。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法治经济，也是讲求文明的经济，它不仅坚持自由与秩序、行为与规范、效益与合法的辩证统一，而且要求作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利”和“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统一，重视和完善对公民和法人的权利保障（包括人权保障）、权利救济、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
正因为如此，所以现代法治在价值功能上的特征，就完全不同于传统法制那种重在禁止、束缚、限制、惩罚等消极方面，而是重在促进、引导、教育、调节、鼓励、授与、组织、管理、预测等积极方面。在现代法治的观念看来，法律并非是束缚人们手脚的东西，而是保障人们的权利和正当利益，可以据以争取和扩展自身合法权益的，特别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是我们组织和管理经济和各项社会事务、解放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武器。
由此可见，法治和民主、正义、人权以及科学技术等的这种内在联系，特别是作为现代法治本质特征的政治民主的各项要求、原则和精神，都表明法治和民主一样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和表现，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和标志，是人类追求真、善、美的成果和结晶，是社会趋向更高层次有序化，高扬社会主人翁主体地位从而更有力地驱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一个国家的法治状况代表和标志着这个国家和人民的文明程度和水平。尽管资产阶级法治和民主因其在很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形式上从而具有其某种虚假性，但法治和民主作为对人治和专制的否定，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显著标志，其基本要求、原则和精神乃包含着人类追求文明社会的共同经验和智慧，体现着社会进步的若干共同价值取向和社会发展的某些普遍规律性，因而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和民主、依法治国，也具有借鉴意义。所以江泽民同志说：“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15]
不仅如此，法治的若干重要的形式特征，也表明它所具有的文明属性。
首先，法治具有普遍性。因为法律本身就“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 [16]。法治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排斥任何偶然性、任意性，它给人们的行为提供一种必须共同遵循的模式、方向和标准；还在于它的作用和功能涵盖全社会各个部门和领域，没有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主体和角落，要求全社会所有人员在任何场合下均须一体遵行。因此法治的普遍性品格既是其重要的形式特征，又是其重要的实体特征，是法律至上性原则的进一步扩展和延伸。
其二，法治具有统一性、协调性。不仅是具有内部和谐统一的相对稳定的体系，从而有利于保持治国方略的连续性、稳定性；而且它同整个社会系统都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稳态联系，是社会有序化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键性因素和力量，为社会全面进步和可持续发展所不可或缺。
其三，法治具有监督性和自我约束性。它不仅是对各项社会事务进行广泛监督的系统；而且法治具有内部自我监督（自我约束的）机制。司法独立就是其重要体现。坚持司法独立，才能保证审判公正、体现司法权威（这是法制权威的极重要内容），也才能保证法治系统对各项社会事务的有效监督。因此它既是程序正义之重要原则，也是实体正义和维护立法公正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