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证罪客观要件的立法不足与完善
—应将伪证罪扩大到民事、行政诉讼中

(李苗苗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 刑庭)

摘要：在司法实践中，伪证行为不仅在刑事诉讼中存在，在民事、行政诉讼中也是十分普遍的，然而我国《刑法》只将刑事诉讼中的伪证行为规定为伪证罪，对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却没有涉及。因此，笔者认为应将伪证罪扩大到民事、行政诉讼中。本文对将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规定为犯罪的理论基础：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以及现实基础：法律协调与统一的需要、对外国成功立法的借鉴以及将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规定为伪证罪不会带来负面影响进行论述。
关键词：伪证罪；民事诉讼；行政诉讼
我国《刑法》第305条规定的伪证罪将作为犯罪处理的伪证行为严格地限制在刑事诉讼中。但由于功利主义的影响，民事、行政诉讼中当事人举证的负面效应也逐渐暴露，大量伪证行为存在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为此，笔者认为应将刑法中的伪证罪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民事、行政诉讼中，以便更好地打击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
一、将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规定为犯罪的理论基础——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一）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
在我国刑法理论界，关于社会危害性的基本含义观点不一，但是概括起来，代表性的对立意见主要有社会关系侵犯说和合法权益侵犯说两种。前者认为所谓社会危害性是指行为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关系造成的实际危害和现实威胁；后者认为社会危害性，是指行为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危害，既包括已经造成的实际危害，也包括可能造成的危害。这两种观点虽然在表达上不尽一致，但是，在内容阐述上，并没有太大区别。[1]
因此，认定某行为是否具有刑法上的社会危害性，首先应当看该行为是否对我国的社会关系或国家、人民的利益造成实际的危害和现实的威胁。诉讼证据是人民法院用来查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依据，也是作出正确裁判的基础。如果证据虚假，则会带来一系列的危害后果：
1．妨害人民法院的正常审判活动，影响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依据《民事诉讼法》第66条的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在审判中，如果一方当事人举出伪证，对方当事人在质证过程中肯定会提出异议并举出相应的证据予以抗辩；有时，即使一方当事人提出的是真实的证据，对方当事人为了某些利益可能故意提出伪证以达到非法目的。当一方针对对方的伪证申请延期举证时，法院为了查清事实，在规定的时间内一般予以准许；有时也会依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职权进行相应的调查取证，再次开庭审理。如果法官未发现伪证，还会导致错误判决；即使在案件审理中发现了伪证而未导致错误判决，作伪者最终受到了制裁，但法院毕竟付出了沉重的诉讼代价。
2．损害了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名誉和身心健康。伪证在诉讼中尤其是庭审中出现，往往出乎对方当时人的预料，为了抗辩出现的伪证，对方当事人就要重新收集一些证据，有时由于证据的灭失或其他原因，对方当时人面对伪证无可奈何，心理往往处于气愤、受冤的状态。而伪证一旦被法院采信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无疑就会使对方当时人的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受到损害。如果伪证或案件内容牵涉个人隐私，也必然会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名誉。 在行政诉讼中，如果作为诉讼一方的国家行政机关在诉讼中利用伪证胜诉，会使政府威信丧失，影响社会的稳定。如果行政机关是伪证受害者，会使国家利益受损。
3．激化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助长了违法诉讼行为。民事、行政诉讼的任务是确认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行政违法行为，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民事、行政伪证行为可能导致伪证行为的不利方的合法权益不能通过民事、行政诉讼途径得到救济或救济不足，而伪证行为的有利方则免除或减轻了本来依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伪证行为的不利方承担了本来依法无须承担或超出了本来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而伪证方则得到了非法的利益。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会使矛盾激化、程度加深，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二）民事诉讼中的伪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具有严重性
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都具有社会危害性，但俩者的本质区别在于犯罪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俩者在社会危害性的量上的区别导致了在质上的区别。当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在量上发生了变化而达到严重的程度时，我们就应当将其规定为犯罪，由刑法进行调整。
伪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严重的最突出表现是严重损害了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司法行为是国家行为，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法律的正义性和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司法公正体现在每一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和审理结果之中。如果伪证被采信而造成了错误裁判，对于法院、法官来说，可能是百分之一、甚至是千分之一的遗憾，而对于当事人来说，却是百分之百的不公正。同时，伪证的被采用会使对方当事人难以接受法院裁决，从而影响到裁判的执行，进而使执行中的司法权威也遭到破坏。这样，必然造成当事人和人民法院对法律正义性和司法权威性产生怀疑，损害了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这也是伪证行为人向司法权威挑战的最严重的社会后果。
刑法具有保护权益的后盾性，“当某项法律本身规定的制裁手段不足以保护该项法律规定的权益时，需要借助刑法的强制手段来保护。”[2] 《民事诉讼法》第102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二)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104条规定：“对个人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1000元以下。对单位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1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拘留的期限，为十五日以下。……”《行政诉讼法》第49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或者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十五日以下的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伪造、隐藏、毁灭证据的；（三）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或威胁、阻止证人作证的。……”很显然，上述规定的强制措施不足以对伪证行为进行约束，因为：1、法律规范疏漏，约束不力。现行的法律只是对有限的作伪证的表现形式作了简单的列举，并未针对伪证的具体情形作出相关规定，致使很多伪证行为排除在追究责任之外，如对当事人故意作虚假陈述、证人故意作伪证问题没有涉及。2、如果说上述缺陷可以通过完善《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方法来弥补的话，那么，《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给伪证人带来的违法成本低于守法成本的缺陷是不能通过这俩部法律自身的完善得以解决的。按法律经济学观点，强有力的法律实施机制将使违法的成本极高，从而使任何违法行为变得不划算。当某人从事违法行为的预期效用超过将时间及其他资源用于其他活动(守法和执法)所带来的效用时，他就有可能选择违法。[3]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事案件的标的数额越来越大，1996年是全国法院审结的经济纠纷案件最多，比1991年增加100万件，上升1 .53倍，诉讼标的金额达2699亿，是1991年的12倍。同样的五年里，海事法院共审结案件是12702件，年均递增 32.9%，解决争议标的金额93亿元，平均每件案件诉讼标的金额为73万元。随着人民法律意识的增强，行政案件的数量也在增加。[4]面对强大的利益诱惑，即使《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规定最严重的强制措施（拘留15日）对于伪证者而言真是“相形见细”。 伪证者提供伪证的目的无非是为了降低诉讼成本，取得依正当诉讼手段无法取得的非法诉讼利益，如果通过立法将伪证责任者的风险提高，大大超过其因伪证而可能获得的预期利益，则伪证行为会大大减少。因此，有必要把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纳入刑事犯罪的范围。
（三）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与刑事伪证行为性质相同
伪证罪的本质特征是对国家司法权的妨害及对司法权威的损害，而国家司法权包括民事、刑事、行政审判权以及非讼处理权。无论是刑事审判，还是民事或者行政审判，都是作为整体司法权的平等的组成部分。蔑视国家审判权任何组成部分，都会损害国家审判活动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同时其行为本身也不会因发生在不同性质的诉讼中而导致本质的变化。因此，伪证行为本身并不会因为发生在不同性质的诉讼中而性质不同，只是在不同性质的诉讼中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不同，进而所引起的在刑法规定中的应受刑罚惩罚的轻重不同。伪证行为对刑事审判权侵害的后果比其他后果要重，但在性质上没有根本差别，对同样性质的行为给予不同的法律处罚，有悖于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所以，各种诉讼中的伪证行为都是对国家司法权的侵犯，法律应当对其提供平等的保护。
二、将民事诉讼中的伪证行为规定为犯罪的现实基础
（一）法律协调与统一的需要
首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2条和《行政诉讼法》第49条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然而《刑法》第305条及第306条规定的对于伪造证据的行为的处罚都局限于刑事诉讼。这样，除对于涉及伪造相关证件、滥用职权等犯罪的伪证行为可以处以刑罚之外，其他伪证的行为即使再严重也不得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由此，《民事诉讼法》第102条的规定和《行政诉讼法》第49条的规定由于没有《刑法》的配合而在某些情况下变成虚设。
其次，刑法第307条规定“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对于该条款规定的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刑法未将其限定在刑事诉讼中，因此，对于民事、行政诉讼中的帮助毁灭、伪造证据行为，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刑法仅规定地位较低的指示者、帮助制造伪证者有罪，而对“主角”伪证行为人没有规定有罪。很明显，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显然没有直接作伪证的行为危害性大，如果对前者追究刑事责任而对后者不予追究的话，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再次，《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也是限于刑事诉讼中。我们知道，刑事诉讼中的诉讼代理人是指接受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委托，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参加诉讼，进行诉讼活动的人。其存在于公诉、自诉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三类诉讼中，其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的民事部分是属于民事诉讼性质的。它在实体法上，受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在程序上，除刑事诉讼法有特殊规定的以外，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其诉讼原则、强制措施等原则和制度，都要遵循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进行。按照《刑法》第306条的规定，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可能产生伪证罪，而在纯粹的民事诉讼中不可能产生或存在伪证罪。这岂不自相矛盾?其实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没有把民事伪证行为规定为犯罪。如果把民事伪证行为规定为犯罪，《刑法》第306条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妨害证据罪就可发生在民事诉讼中，前述问题也就不存在了，而且还可以平衡、协调相关规定。
（二）对国外成功立法的借鉴
运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论证某一问题时，我们可以从实证的角度考察其合理性。对于伪证罪，国外的立法也大多不局限于刑事诉讼中。如瑞士刑法第307条(伪证鉴定及虚伪翻译)规定：“证人、鉴定人、翻译人或通译，于法院审理中，对事实为虚伪之证言、检举或鉴定报告或翻译者，处五年以下重惩役或惩役。证言、检验报告、鉴定报告和翻译，系经具结或经举手宣誓加以保证者，处五年以下重惩役或六月以上轻惩役。”[5]《马来西亚刑事法典》第193条规定：“任何人蓄意在一项司法审讯之任何阶段作虚假证据、或捏造虚假证据，以在该项司法审讯之任何阶段应用者，必须判处以最高可达七年之监禁，并可另加罚款。又任何人蓄意在任何其他案件作或捏造虚假证据，必须判处以最高可达三年之监禁，并可另加罚款。”[6]其后对使用明知是虚假的证据等行为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一项司法审讯”和 “在任何其他案件”均可说明其范围是不仅限于刑事诉讼中的。
由此可见，《刑法》将“伪证罪”限于刑事诉讼中，显然是既不符合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更不符合国际惯例，因此有扩大的必要。
(三)将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规定为伪证罪不会带来负面影响
有学者认为将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确定为犯罪，这就是，以提起、参与民事、行政诉讼为缘由，结果却以触犯刑律、构成犯罪受到刑罚处罚为结果，行为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过重，会造成公民因害怕触犯刑律而影响通过诉讼途径解决民事、行政纠纷的情况出现。将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作为犯罪处罚，是否会造成犯罪扩大化?对此，不论从法律规定看，还是从司法实践看，这种顾虑都没有必要。
首先，以提起、参与民事、行政诉讼为缘由进入诉讼，最终却触犯刑律，是在执法过程中存在的正常现象，《刑法》第307条、第308条、第313条、第314条的规定都说明了这一点。法律保护公民正当、合法的权益，制裁公民违法行使权利义务。行为人的伪证行为是对诉讼权利的滥用，妨害了正常的司法活动并侵犯了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其进行制裁正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在此，制裁违法行为和维护合法权益是对立统一的。
第二，将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规定为犯罪不会造成公民因害怕受到刑罚处罚而影响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争议的情况。相反，会加强对伪证行为的打击和对当事人合法行使诉讼权利的保护，从另一个角度讲，是对依法作证行为的鼓励，因此，不但不会影响当事人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纷争，反而会对公民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产生积极的影响。
第三，不会造成犯罪扩大化。有人认为，将伪证罪的范围扩大到民事、行政诉讼中，有悖于刑法的谦抑性。笔者认为，刑法的谦抑性要求不得已才可以动刑，即确有规定刑罚的必要性。当某行为在客观上达到了处以刑罚的必要性的时候，该动刑的还是要动刑，民事、行政伪证行为已经愈演愈烈，而且产生严重的危害后果，刑法就应及时作出反应，来规制这种行为。我们不能狭隘的理解刑法的谦抑性，刑法的谦抑性与将某些行为的犯罪化的必要性是不矛盾的。
参考文献：
[1] 黎宏.罪刑法定原则下犯罪的概念及特征[J].刑事法学2002(2).
[2] 马克昌主编.刑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4.
[3] 谢素英.关于设立民事伪证罪的法律思考[J].人民法院报2002-8- 5.
[4] 杨斐.浅析伪证罪[J].法律科学1999（3）.125.
[5] 各国刑法汇编.台湾司法通讯社，1980.1123、1571、1781.
[6] 马来西亚刑事法典(华文译本).黄士春译.信雅达法律翻译出版社，1985.72.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抚恤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做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的伤亡抚恤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和国家有关优抚法规、政策，参照《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抚恤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各级民政机关要充分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作用，认真履行职责，严格执行现行优抚法规、政策，根据司法警察的工作性质，准确、及时办理司法警察的伤亡抚恤事宜。
第三条 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政治工作部门负责司法警察伤亡抚恤的具体工作。
第四条 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政治工作部门，要做好伤亡抚恤的信访接待和政策宣传工作。关心伤亡司法警察及其家属的工作和生活，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尽力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和问题。
第五条 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政治工作部门，对伤亡司法警察的有关材料，应当严格管理，详细登记，按牺牲、病故、伤残分类建立档案，一人一档，长期保存。

第二章 死亡抚恤
第六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死亡，根据死亡性质确定为：
（一）革命烈士；
（二）因公牺牲；
（三）病故。
第七条 司法警察死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批准为革命烈士：
（一）因执行审判、检察任务，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杀害或报复杀害的；
（二）因侦查犯罪活动，制止现行犯罪，追捕、逮捕、看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罪犯，平息暴乱、骚乱，紧急处置重大治安事件壮烈牺牲的；
（三）在（二）款行为中负伤后因伤死亡或负伤致残医疗终结评残发证后，一年内因伤口复发死亡的；
（四）因维护社会治安，被犯罪分子杀害或报复杀害的；
（五）为保卫或抢救人民生命、国家和集体财产及其他公民的合法财产而牺牲的；
（六）因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被犯罪分子杀害或报复杀害的；
（七）死难情节特别突出，足为后人楷模的。
第八条 革命烈士的审批程序
（一）由死者所在单位的县级以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查清死难情节，提供有关证明材料，并在征求同级民政机关和上一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主管部门的意见后，向所在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写出申请报告；民政机关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要认真审核上报的材料，必要时可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配合下，对死者的死难情节等进行核实。
（二）县（市、市辖区）人民政府，经研究认为符合革命烈士条件的，逐级上报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厅（局）提出初审意见后，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县（市、市辖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将当地县（市、市辖区）人民政府上报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烈士审批材料抄报至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政治工作部门。
（三）死难情节特别突出的，由民政部审批。
（四）对死难情节特殊、疑难的，各级民政机关、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要密切配合，共同做好调查取证、审查结论工作。对不符合革命烈士条件的，民政机关应当及时通知死者所在单位。
第九条 司法警察死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批准为因公牺牲：
（一）在执行任务或上下班途中，遇到非本人责任或无法抗拒的意外事故而死亡的；
（二）因战致残医疗终结评残发证一年后因伤口复发而死亡的；
（三）因公致残医疗终结评残发证后伤口复发而死亡的；
（四）因患职业病（参照卫生部、劳动人事部、财政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修订颁发的《职业病范围和职业病患者处理办法的规定》）死亡的；
（五）在执行任务中因病猝然死亡的。
因医疗事故死亡的，也按因公牺牲对待。
第十条 司法警察因公牺牲，由所在单位的县级以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由发放一次性抚恤金的民政机关复核，实施监督。
第十一条 司法警察病故，其死亡性质由所在单位的县级以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认定。
因人民内部矛盾自杀身亡，或非执行任务时遇意外事故死亡的，按病故对待。
第十二条 司法警察死亡，根据死亡性质和本人死亡时的工资收入，由持证明书的死亡司法警察家属户口所在地的民政机关计发一次性抚恤金。一次性抚恤金的标准为：
（一）革命烈士，40个月工资；
（二）因公牺牲司法警察，20个月工资；
（三）病故司法警察，10个月工资。
第十三条 立功和获得荣誉称号（含死亡后追记、追认功勋）的司法警察死亡后，按以下比例增发一次性抚恤金：
（一）被国家授予英雄模范荣誉称号的，增发35％；
（二）被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授予英雄模范荣誉称号的，增发30％；
（三）立一等功的，增发25％；
（四）立二等功的，增发15％；
（五）立三等功的，增发5％。
第十四条 司法警察死亡后，被批准为革命烈士，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其家属可享受定期抚恤金。
（一）父、母、抚养人、夫、妻无劳动能力和生活收入的，或虽有一定生活收入，但不足以维持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的；
（二）子女未满18周岁，或虽满18周岁但因读书或伤残而无生活来源的；
（三）弟、妹未满18周岁，且必须是依靠其生前供养的。
第十五条 革命烈士家属是孤老、孤儿的，应当增发定期抚恤金，其增发比例原则上不低于应享受定期抚恤金的20％。
领取定期抚恤金的对象户口迁移时，应当同时办理定期抚恤金转移手续。户口迁出地的民政机关负责发给当年的定期抚恤金。户口迁入地的民政机关凭转移手续，按本地规定的定期抚恤金标准，从第二年1月起发放。
享受定期抚恤金的人员死亡，停发定期抚恤金，另外加发半年的定期抚恤金，作为丧葬补助费。
第十六条 司法警察因公牺牲或病故，符合人事部、财政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暂行规定》条件的，由所在单位发给其遗属生活补助费。
第十七条 在警务工作中做出特殊贡献的司法警察死亡后，除按规定享受以上抚恤外，可增发一次性特别抚恤金。
第十八条 《革命烈士证明书》、《人民警察因公牺牲证明书》、《人民警察病故证明书》由民政部统一印制。证明书的管理，按民政部的规定执行。

第三章 伤残抚恤
第十九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伤残，按致残性质分为：
（一）因战致残；
（二）因公致残。
第二十条 司法警察在制止、侦察犯罪活动中，拘捕、追捕、看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平息骚乱、暴乱，紧急处置重大治安事件行动，被犯罪分子致残的，属因战致残。
第二十一条 司法警察因公致残的具体范围是：
（一）在从事训练、值勤等任务或上下班途中，遇到非本人责任或无法抗拒的意外事故致残；
（二）在维护社会治安，抢救、保护人民生命、国家和集体财产及其他公民的合法财产中致残；
（三）因患职业病致残。
因医疗事故致残，也按因公致残对待。
第二十二条 伤残等级根据丧失劳动能力及影响生活能力的程度确定。因战、因公致残的伤残等级，分为特等、一等、二等甲级、二等乙级、三等甲级、三等乙级。确定伤残等级的具体条件，按《革命伤残军人评定伤残等级的条件》执行。
第二十三条 伤残司法警察的残情医学鉴定，须在医疗终结后，由县级以上民政机关指定的伤残医学鉴定小组作出；职业病的残情医学鉴定由省级民政机关指定的职业病鉴定部门作出。
第二十四条 评残审批程序
（一）本人向所在单位提出书面申请，说明致残经过和残情等情况；申请人所在单位审查后写出证明材料连同本人伤残档案材料（包括原始证明、病历和现场证人提供的证明材料等）、书面申请和本人近期半身免冠照片（着制式服装）等一并报送县级以上民政机关审查。
（二）民政机关审查后认为具备评残资格的，通知本人到指定伤残医学鉴定小组作出残情鉴定，并根据残情鉴定，写出综合报告，填写《伤残等级审批表》和伤残证件，连同本人申请、单位证明等有关材料，一并逐级报送上一级民政机关审批。
（三）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审查后认为符合评残条件的，在《伤残等级审批表》上签署审批意见，加盖印章，填好伤残证件，加盖钢印，并通过县级民政机关将伤残证件发给本人所在单位，由所在单位负责转交本人。
不符合评残条件的，民政机关应当在《伤残等级审批表》上注明理由，加盖印章后，连同其他上报材料退回申请人户口所在地的民政机关。
申请人所在单位应当把评残情况报告上一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政治工作部门备案。
第二十五条 因战、因公致残，医疗终结三年内申请评残，有档案记载和确切证明，残情符合三等乙级（含）以上的，可予评定伤残等级；医疗终结三年后申请补办评残，有档案记载或确切证明，残情符合二等乙级（含）以上的，可予补办评残手续。
第二十六条 由于残情变化，原伤残等级与现残情明显不符的，应当按规定调整伤残等级。
第二十七条 伤残证件的发放和管理
（一）因战、因公致残的司法警察，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评定伤残等级后，发给由民政部统一印制的《人民警察伤残抚恤证》。
（二）《人民警察伤残抚恤证》是伤残司法警察证明个人伤残等级和享受抚恤的有效证件，要妥善保管，不得私自涂改、转借或转让。
（三）伤残证件因保管不善被损坏，当事人应当及时报告发证的县级民政机关。县级民政机关审查后认为不能使用的，填写《伤残人员换证补证报批表》和新伤残证件，连同本人申请及损坏的旧证一并逐级上报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换发。
（四）伤残证件遗失，当事人应当尽力查找，并及时报告发证的县级民政机关。半年内查找不到，在本人登报声明作废后，由县级民政机关填写《伤残人员换证补证报批表》和新伤残证件，连同本人申请一并逐级上报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经批准后，重新编号，发放新证。
第二十八条 伤残司法警察的抚恤
（一）伤残司法警察从评残批准之日起计发伤残保健金，并享受有关公（工）伤和抚恤待遇。
（二）生活不能自理、饮食起居确需人扶助的离休、退休的特等、一等伤残司法警察可以享受护理费。
护理费标准按照民政部、财政部的规定执行，由发放工资或离退休费的单位发放。
（三）伤残司法警察伤口复发住院治疗期间的伙食费、因伤口复发需要到外地治疗或安装假肢的差旅食宿费等，由所在单位按公（工）伤待遇办理。
因伤需要配制辅助器械的，按照民政部或所在地区的具体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伤残司法警察死亡后，根据有关规定，停发伤残保健金和护理费，同时注销证件，其家属可以享受以下待遇：
（一）因战致残，医疗终结评残发证一年内因伤口复发死亡的，按照革命烈士的抚恤规定，由民政机关发给其家属一次性抚恤金，其家属符合享受定期抚恤金条件的，可按照规定领取定期抚恤金，并享受革命烈士家属待遇。
（二）因战致残，医疗终结评残发证一年后因伤口复发死亡和因公致残医疗终结评残发证后因伤口复发死亡的，民政机关按因公牺牲标准，发给其家属一次性抚恤金，遗属生活补助费由所在单位按规定发给。
（三）伤残司法警察因病死亡的，按照所在单位病故人员的规定办理，民政机关按病故人员发给其家属一次性抚恤金，遗属生活补助费由所在单位按照规定发给。
第三十条 伤残抚恤关系转移时，当年的伤残保健金由迁出地民政机关发给，从第二年1月起由迁入地的民政机关发给。
第三十一条 伤残司法警察有下列情形之一，由县级以上民政机关注销其伤残证件，停止抚恤，并报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备案。
（一）死亡；
（二）出国定居；
（三）被判处徒刑期间、被剥夺政治权利期间、被通缉期间。
第三十二条 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伤残司法警察，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取消其伤残抚恤。

第四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专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的伤亡抚恤，按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四条 对伤亡司法警察及其家属的优待，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办法。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由民政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