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结论作为定案的主要证据应当具有唯一性、排他性，为使鉴定结论达到这一证据效果，笔者认为应当以立法的形式确立鉴定结论的终极性，并要充分发挥检察技术部门的职能作用，加强对司法鉴定结论的审查。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鉴定结论是证据的一种，而且在司法实践中，鉴定结论对一些案件的定性量刑是决定性的证据。鉴定结论作为证据的唯一性和排它性受到了具体案件的不停铐问，矛盾越来越凸现。如何使鉴定结论发挥作用，成为定案证据呢？笔者想就此提出以下一些建议：
　　一、 加强司法鉴定的立法工作，以立法形式确立鉴定结论的终极性
　　科学、公正、严肃的司法鉴定结论对于法官裁判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司法鉴定结论的公信度是衡量司法鉴定工作的本质要求，司法鉴定技术人员不但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司法鉴定，更应在实际操作中深刻掌握和运用司法鉴定工作的内在合法性、合理性价值标准，以期达到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的目的。目前，社会上对司法鉴定结论的不一致反映很强烈，重复鉴定、多头鉴定造成了效率低下、成本提高。那么，如何统一鉴定结论，减少不必要的司法资源浪费，牢固树立司法鉴定的权威性和公信力？笔者认为，应加强司法鉴定的立法工作，以立法形式确立司法鉴定结论的终极性。
　　司法鉴定的结果是相对客观的，在司法鉴定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主观经验、个人判断在里面。由于多次重复鉴定采用的科学标准不一、个人判断不一，使得多次鉴定的结果难以统一。我们必须承认，我国目前鉴定机构的管理还不完善，整个鉴定体制还不成熟，加上司法鉴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在工作中经常会受到有关权力、关系、人情影响，而面向社会服务的鉴定机构，极有可能因为各种"利益"的诱惑而作出有利于某一方的司法鉴定结论来。因此，我们必须以立法形式确立终极的司法鉴定机构，建立具有指导性的标准体系，尽量减少鉴定过程中的主观随意性，使司法鉴定结论具有更强的证明力、可采性、诉讼性和可信性。具体怎么做？笔者认为，应把国家专门鉴定机关整合在一起，建立由司法行政部门统一管理的中立性、终极性的鉴定机构，以禁止重复鉴定、多头鉴定。是时要以立法的形式规定技术鉴定的启动程序。
　　二、充分发挥检察技术部门的职能作用，加强对司法鉴定结论的审查
刑事案件需要进行涉及技术证据方面的文证审查，自侦案件需要的文检、视听和司法会计鉴定，民事行政案件和控告申诉案件需要的复核固定证据的技术检验都需要检察技术部门来完成，检察技术部门的司法鉴定工作可以说对其他部门特别是办案部门起着不容忽视的主导作用、服务作用、辅助作用和指导作用。可以说，只有检察技术部门司法鉴定水平有了提高，才能带动整个检察机关全面发展，否则一切无从谈起。因此，我们应加大技术设备的资金投入，本着"实用、经济、超前"的原则，挤出部分财力，购置相关的必需设备。同时，应加大对司法鉴定结论的合法性、科学性的审查力度，因为《刑诉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鉴定结论作为证据之王，更需要审查证实，以确保其作为诉讼证据的科学性、准确性和真实性，提高司法鉴定的公信力。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审查司法鉴定结论的合法性和科学性呢？
1、要看鉴定客体与案件是否具有关联性。因为只有为查明案件真实情况所需要的,对与案件事实有关联性的客体作出的鉴定结论才可以在诉讼中使用。
2、要看鉴定内容是否具有专门性。按照法律规定,我国实行的是专门性问题鉴定制，只有专门人员运用专门的科学技术手段才能揭示司法鉴定内容是否客观真实。
3、要看鉴定人是否特定。因为只有拥有专门知识,能胜任专门性问题鉴定要求的自然人才能进行司法鉴定,而这些人还必须经有关部门指派或聘请,经法定程序认可,才能确认其鉴定资格。
4、在审查鉴定结论的科学性方面，要看审查鉴定结论的事实依据和科学依据是否充分。因为鉴定结论的科学依据越充分,鉴定人对受检物特征的认识才能越深刻,其结论的可靠程度才能越大。除此之外，还要审查客观依据和鉴定结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联系是否紧密，看鉴定结论与其他证据之间是否协调一致,相互间有无矛盾。
　　最后，技术人员还应对鉴定过程的独立性进行审查，看鉴定人是否受到了外界的不良影响，是否有徇私、受贿或者故意作虚伪鉴定的情况，力求确保司法鉴定的公正性、权威性。

　　作者：景县人民检察院 霍利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转业军人婚姻问题的批复

1953年5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

河北省人民法院：
你院所属任邱县人民法院于1953年4月11日以民字第1号报告请示关于转业军人刘奎龙与王大体婚姻问题。查来文是油印的，前后款是用墨笔填写的；料想你院也同样收到一份。特将本院批复连同来文抄件送给你院。
本院认为，王大体未经合法与刘奎龙离婚，私自改嫁，是错误的。但转业军人刘奎龙参军后，离家十年没有给家来信，王大体因查询不到刘奎龙下落，乃于1948年与赵各庄毕会生结婚，现已六、七年，并已生两个小孩，坚决不愿与刘奎龙恢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任邱县人民法院动员刘奎龙同意离婚是对的。他现在虽然不同意与王大体离婚，希你院转告任邱县人民法院应本着爱护转业军人的政策，彻底体现司行字第820号联合通知关于《革命军人婚姻问题纪要》第三问题处理意见（一）的精神，具体地帮助他解决困难问题，耐心地说服刘奎龙同意离婚。希即转告。

附：任邱县人民法院关于转业军人刘奎龙与王大体婚姻纠纷一案的请示 民字第1号
最高人民法院：
刘奎龙，男36岁，任邱县第三区大王果庄人，转业军人。
王大体，女，36岁，任邱县第二区前赵各庄村人，农民。
一、发生问题的原因：
王大体从19岁与刘奎龙结婚，感情一般。刘奎龙从1939年参加解放军，当战士。转战山西、陕西，1952年10月从湖南长沙转业回家时任管理排长。
王大体从1948年旧历2月11日没有经县、区正式手续另行改嫁，与赵各庄毕会生结婚。其改嫁原因据刘奎龙的弟弟刘奎元谈称：自参军后，相隔10年的时间与家无通信联系。（1949年2月才给家来信）。1947年6月、1948年秋前相继在前线报上登载找寻也无下落。1947年有大王果庄刘振岗同志在延安教导队工作，委托刘振岗同志给查阅刘奎龙同志的下落，刘振岗同志来信也没找到。同时有剧社的一个女同志曾经动员过王大体说：“男人参军十啦年没音信你不改嫁干么”。因此向刘奎龙同志的父亲大哭，刘之父给她劝解，让她等一个时期再说。又到县府民政科讨论，也劝说等一个时期再说。
1948年有西古贤村退伍军人崔花荣原先和刘奎龙同志在一个部队，又向崔同志打听刘奎龙同志的下落。崔同志说：“1941年至1943年在一起了，以后就没见过他（指刘），打听了几次没准信，不敢确定有没有了。”
刘奎龙同志的家庭有7口人，父母、弟弟、弟妹及弟弟家两个小孩，耕地15亩。（调查18亩）有房5间，回家后又分给他砖房3间，养驴一头，生活尚能维持。王大体在未改嫁前与公婆关系很不好，有时闹病不给治，并说她装病，改嫁前四、五年，即经常住娘家。刘奎龙自己承认：“……西古贤的一个复员军人说我死了又因她有病，可能我家长对她招待上不够……”基于以上原因，王大体未向政府申请而另行改嫁，已经生有两个小女孩，大的6岁、小的5个月。
关于这个问题，在1949年4月间，因刘奎龙来信后刘奎元曾向政府控告王大体私自改嫁，因为王大体那时因怀孕6个月，进行动员，王大体坚决不回刘奎龙家，而刘奎元给刘奎龙去信，说明王大体已经改嫁，刘奎龙给家中来信也未提及此事，当时未作完满解决。1952年10月刘奎龙转业回家，才又提起控诉，坚决要求与王大体恢复夫妇关系。
二、对本案的处理经过
结合转业委员会、民政科、妇联会以及大王果庄、边各庄、前赵各庄三村的干部，首先动员女方与毕会生脱离关系，仍与刘奎龙恢复夫妇关系，与转业军人作夫妇，是无尚的光荣。而王大体坚决不回去，又对刘奎龙作动员说明转业军人回家生产，结婚而是为了安家立业，双方已经十几年不在一起，她已改嫁七、八年，生有两个小孩，已失去夫妇感情。再者你的家庭及群众都一致认为你已经牺牲，在这种情况她才改嫁，不能认为她改嫁完全是非法的。经过这样大的场合共计5次，双方各走极端，此外，转业委员会李芳型同志与刘奎龙个别谈过两次，民政科朱科长个别谈过一次，仍不听从。但是关系到转业军人的婚姻问题，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司行字第820号联合通知第三问题第（二）款，对女方处理于事实有些不妥，而将婚姻判离，刘奎龙又是多年的老革命军人，又恐造成坏的影响，我们感到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得不出一个正确的结论，特此呈请从速赐示为盼。
1953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