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劳动关系的概念说法不一，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形式说、效力说和综合说。形式说认为事实劳动关系是缺乏法定劳动合同的书面形式而存在劳动关系的状态。无效说认为事实劳动关系与书面劳动合同无关，仅指履行无效劳动合同而存在劳动用工事实的劳动关系。综合说认为事实劳动关系不仅包括无书面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也包括由于劳动合同无效而存在劳动用工事实的劳动关系。无论是无效说还是综合说，都以劳动合同无效的劳动关系为事实劳动关系。但事实劳动关系与劳动合同无效之劳动关系在构成要件、法律后果、法律评价上有重大区别，不可混为一谈。两者区别如下：一、构成要件不同;二、法律后果不同;三、法律评价不同;四、意定性不同。由此可见事实劳动关系与合同无效之劳动关系并非同一概念，两者间不存在包容或从属关系，其为各自独立的劳动关系类型。在劳动关系体系内，它们均从属于与标准劳动关系相对应的非典型劳动关系。因此，上述三种学说中形式说较为可采。据此，事实劳动关系仅指在其他方面均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定构成要件而欠缺书面劳动合同形式、有实际劳动给付的劳动关系。
从内部来看，事实劳动关系有其自身的规律与逻辑结构，在构成要件、法定类型及法律效果等构成上有其自身的体系。构成要件体系。事实劳动关系的构成要件有三：其一，隶属关系。即在人身、经济和组织上劳动者从属于用人者，在用人者的指挥、控制下进行劳动，劳动者成为用人者组织中的一个部分，成为劳动关系。其二，有劳动行为的给付。只有劳动者在客观上有劳动行为的付出，双方之间才产生劳动法上的权利义务，这也正是事实劳动关系与合同无效之劳动关系的重大区别所在：劳动合同在订立后未实际发生用工之前被确认为无效，则双方之间并不能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其三，欠缺书面形式。事实劳动关系与标准劳动关系的唯一区别在于一纸劳动合同。法定书面形式的欠缺使得劳动者与用人者双方权利义务的内容变得不明确，在双方无争议时并无多大问题;但双方有疑问之时则只能由双方各自举证证明或依法定内容确定。
　　关于事实劳动关系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无书面劳动合同型。据《劳动法》第16条，劳动关系建立须订立劳动合同，因此无劳动合同则形成事实劳动关系。但自《劳动合同法》第7条规定用工之日即可建立劳动关系起，事实劳动关系得到了正式的立法确认。二是劳动合同期满未续订用工型。依《劳动法》第23条、《劳动合同法》第44条，劳动合同期限届满，劳动关系终止。因各种原因未续订合同而继续用工的情形，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应依原合同确定劳动权利义务，但其仍因缺乏局面形式而构成事实劳动关系。三是实际履行与劳动合同约定不一致型。虽有书面劳动合同，但实际履行中变更了约定的内容，未订立变更的劳动合同，其效果等同于无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形，就变更部分应以事实劳动关系论之。关于多重劳动关系属于事实劳动关系，有值商榷。多重劳动关系是从劳动关系的数量角度来界定劳动关系的，而事实劳动关系是从劳动关系的形式要件上界定的。因此两者是从不同角度对劳动关系进行的分类，不具有包容关系。
　　标准劳动关系是完全符合法定要件而建立的劳动关系。与此相比，事实劳动关系仅欠缺形式要件，因此其在法律上除承担形式欠缺的不利后果之外，其他方面与标准劳动关系无异。形式的欠缺可通过其他方式补正。即只要能够证明劳动关系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法律后果就可等同于标准劳动关系。事实劳动关系对以下劳动权利义务有较大影响：
　　首先是劳动报酬的确定。在双方都承认劳动关系存续、法律推定劳动关系存续的情形中，可凭双方认可的或原劳动合同的约定确定。在双方无约定或对劳动关系有争议的情形中，可依据集体合同或同工同酬的标准确定。
　　其次是其他劳动权利。从保护劳动者的立法宗旨出发，事实劳动关系下劳动者的一切劳动权利受法律保护，用人者并负有积极消除事实劳动关系的义务，即在法定期限内，用人者须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否则须承担支付双倍工资、推定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责任。相反，因劳动者未在法定期限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者并无需承担任何责任，最多导致劳动关系被用人者终止的后果。
　　综上，事实劳动关系的概念之争源于劳动立法上的书面劳动合同的形式强制性规定。强制规定的后果是事实劳动关系与相近劳动法律关系的界限模糊不清，造成整个劳动关系体系的混乱。由此，应当弱化劳动合同作为劳动关系有效要件的观念，而将其作为劳动关系证明要件。在此前提下，严格区分事实劳动关系、合同劳动关系、劳动合同无效之劳动关系，认清事实劳动关系与劳动法律关系是不同位阶的概念，将事实劳动关系置于整个劳动法律关系体系中进行识别：事实劳动关系、劳动合同无效之劳动关系、多重劳动关系等其他不符合法定构成要件的劳动关系、合同劳动关系共同构成劳动关系之整体。前三者又构成非典型劳动关系，最后者构成标准劳动关系。而所有这些劳动关系均是受劳动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因而属于劳动法律关系。从广义上讲，劳动关系就是劳动法律关系。


北安市人民法院 栾桂平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破坏军人婚姻罪的四个案例》的通知

1985年7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各级军事法院、各级铁路运输法院：
近年来，不少人民法院反映，在处理破坏军人婚姻案件时，对如何具体应用刑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的规定在理解上不够明确，遇到一些困难。现将我院审判委员会第227次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破坏军人婚姻罪的四个案例印发给你们，供参照办理。

附：关于破坏军人婚姻罪的四个案例
【案例一】
徐旭清破坏军人婚姻案
自诉人曹桂书，男39岁，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青海省格尔木89207部队军医。
被告人徐旭清，男28岁，原在湖南省株洲市塑料八厂工作，后调到市人防办公室石峰山服务部任采购员。
自诉人曹桂书与孙蔚芸（女，36岁，湖南省株洲市塑料八厂出纳员），1974年2月建立恋爱关系，同年10月27日结婚，婚后感情尚好。1976年1月，孙生一男孩。后因家庭琐事，夫妻发生过争吵。
被告人徐旭清与孙蔚芸原在塑料八厂同一班组工作。1980年4月，徐、孙先后调到本厂供销股工作。孙因不熟悉业务，常向徐咨询，两人关系日渐密切，并一起看电影、逛马路。1981年初，孙蔚芸从原住地搬到建宁新村16栋104号居住后，两人来往更为频繁。2月的一天，孙打电话让徐帮助买煤，又留徐在家里午休，主动与徐发生两性关系。此后，徐经常到孙的宿舍，给孙买煤、买米、买菜、做饭等，帮助孙料理家务事。两人多次发生两性关系，致孙怀孕堕胎。7月，孙骑自行车不慎摔伤，就把徐叫到家中住了多日。邻居都以为他俩是夫妻，有的人问孙：“他是小曹吗ⅶ”孙默认；有的人问徐：“你姓曹吗ⅶ”徐答：“是”。同年9月，徐与孙一起到武汉市，以旅行结婚的名义，在江汉区团结旅社同居两夜。10月初，曹、孙在上海市孙的母亲家探亲期间，孙多次吵闹，要与曹离婚，拒绝与曹同居，并独自返回株洲市。11月22日，曹带着5岁男孩从上海到株洲市。当曹到建宁新村16栋104号找孙时，群众对曹说：“她丈夫天天在家，怎么会是你呢ⅶ”后群众向曹揭发了徐、孙同居的事实。12月2日，曹桂书向株州市东区人民法院自诉。
1982年2月6日，湖南省株洲市东区人民法院审理认定，被告人徐旭清明知孙蔚芸是现役军人之妻而与之同居，已构成破坏军人婚姻罪。依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的规定，对被告人徐旭清予以刑事处罚。徐没有提出上诉。
按：被告人徐旭清与现役军人的配偶同居，原审人民法院认定其行为构成破坏军人婚姻罪，依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的规定予以判处，是正确的。
【案例二】
宋印生破坏军人婚姻案
自诉人李富廷，男，31岁，中国人民解放军57371部队某中队技术员。
被告人宋印生，男，41岁，北京市珐琅厂工人。
自诉人李富廷于1977年与杨淑婷（女，29岁，北京市珐琅厂工人）恋爱，1979年4月办理结婚登记，同年10月举行结婚仪式。
被告人宋印生与杨淑婷从1976年3、4月间在同一组工作，逐渐产生暧昧关系。1979年6月某日，宋印生与杨淑婷在天坛公园发生了两性关系。此后，宋多次到杨的家中奸宿。宋印生之妻察觉后，曾到珐琅厂找杨吵闹。1980年12月宋妻病逝。此后，宋多次到杨家奸宿，曾被杨母遇见，并到该厂告发。该厂领导对宋、杨进行教育，但宋并不悔改。1982年11月6日，宋在杨家夜宿。自诉人李富廷从外地回京，7日清晨5时到家敲门。杨将宋藏在床下，开门后叫李到外边去打洗脸水，趁机将宋放走。1983年8月2日，杨到延庆县李富廷的住处休探亲假。事先宋、杨约好在杨休假期间2人在一起住三、四天。8月13日，杨以治病为名，从延庆县返回北京找宋。次日，宋、杨一起乘火车到山西大同，在宋的妹妹家中姘居，共住6天，发生两性关系3次。2人共同生活，游览名胜，如同夫妻。8月20日，宋、杨回到北京。当天，李富廷从延庆县来到北京找杨，在天安门前116路公共汽车站巧遇宋、杨2人。8月22日，李富廷向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自诉。
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审理认定，被告人宋印生明知杨淑婷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长期通奸，并将杨带到外地同居，已构成破坏军人婚姻罪。1983年11月30日，依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的规定，判处被告人宋印生有期徒刑二年。
按：被告人宋印生与现役军人的配偶长期通奸，经教育不改，并将女方带到外地姘居，共同生活，如同夫妻。原审人民法院认定宋印生的行为构成破坏军人婚姻罪，依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的规定予以判处，是正确的。
【案例三】
熊贤辉破坏军人婚姻案
自诉人陈春声，男，29岁，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32347部队后勤处军械助理员。
被告人熊贤辉，男，24岁，湖南省常德市东郊供销社营业员。
被告人熊贤辉于1979年3月在常德市东郊供销社任副食柜营业员。同年8月，自诉人之妻严若枝（27岁，常德市东郊供销社营业员）由该社棉布柜调到副食柜工作。熊、严同柜工作后，熊见严和其他男女职工常开玩笑、打打闹闹，就主动与严接近。一次，严和同柜的青年赵××（男）、李××（女）嬉戏打闹，熊帮赵将严按倒在地，乘机摸严的身上，严没有反感。同年12月，熊问严：“你结婚后为什么没有生小孩，是不是爱人有病ⅶ”严说：“不知道。”熊说：“那就是种不好，我给你配种。”严表示：“要得。”有一天上班后严要熊帮助她修理收音机（未坏）。熊借口独自在严的宿舍修理收音机，有所不便，要严去作伴。熊到严的宿舍后，主动与严发生两性关系。此后，熊经常秘密进入严的宿舍与严发生两性关系。为了避免被他人发觉，从1980年3月起，熊拿了严的房门钥匙，自己开门潜入，熊在严的宿舍过夜约10次（熊承认6次），还有时两人发生两性关系后熊即离去。后来，2人转移到常德行署第一招待所旁的小屋、常德市水运公司仓库后面的厕所等偏僻地方多次发生两性关系。熊先后给严饭票10余斤、连衣裙1件、工作服1件、棉鞋1双。严先后给熊25元钱、1双袜子、的确良布和涤纶布各1块。严把200元存折交给熊，要熊帮她买自行车。1980年6月1日到30日，自诉人陈春声来常德市探亲期间，熊继续与严在上述地点通奸，并对严进行挑拨说：“你莫理他（指自诉人），不要同他睡，快些离婚。”“你同他离了就同我结婚。”“你故意找他的岔子，要闹就狠些闹。”熊还帮助严起草离婚申请书。严在熊的挑拨下，多次借故与陈吵闹扭打，先后3次将脏水、温开水泼在陈的身上，甚至将陈的饭碗甩在地上，不许他吃饭。有一天晚上，陈跟着严回到娘家，严将陈哄出门外。陈探亲1个月，严与陈同宿只有5夜，还吵着要离婚。严的这些行为，引起陈的怀疑。他借探亲假期已满要回部队为由，隐居在其兄家中，对严暗地进行观察。严因与熊通奸怀孕，于7月2日前往石门县蒙泉区医院作了人工流产，7月3日返回常德。当晚8时许，熊与严在常德市水运公司仓库后面幽会时，被陈当场抓获。熊、严同时停职反省，交代了上述事实。
1980年7月7日，陈春声向常德市人民法院自诉。市法院审理认定，被告人熊贤辉与现役军人之妻通奸，情节恶劣，但不构成破坏军人婚姻罪。1980年12月20日裁定，驳回自诉。陈春声不服，提出上诉。常德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维持一审法院的裁定。
常德市东郊供销社对熊贤辉和严若枝，均给予开除留用一年的处分。
按：被告人熊贤辉明知严若枝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长期通奸，并挑拨、唆使女方与军人离婚，以便与他结婚。其行为破坏了军人的婚姻家庭，造成军人夫妻关系破裂的严重后果，已构成破坏军人婚姻罪。由于过去在审判实践中对属于这种情况的案件可否适用刑法第一百八十一条在理解上不够明确，当时未予定罪的，现在不必重新追究刑事责任。今后在办理破坏军人婚姻案件中遇到类似情况的，应当适用刑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的规定予以判处。
【案例四】
赵松祥破坏军人婚姻案
自诉人陆占全，男，35岁，中国人民解放军5116部队军医。
被告人赵松祥，男，35岁，内蒙古包头市第二建筑公司劳资科副科长。
自诉人陆占全与马玉兰（女，35岁，内蒙古包头市第二建筑公司卫生所医生），原是包头市医专学校同学，毕业后建立恋爱关系，1977年元旦结婚，婚后感情尚好。
被告人赵松祥从1978年2月起，与现役军人陆占全之妻马玉兰通奸，起初每个月一、二次，后来日渐频繁，每星期就有两、三次和马在一起住宿，持续3年之久。1978年4月以来，马向陆提出离婚，并拒收陆从部队寄给她的钱和物。经建筑公司和部队派人多次调解，马仍坚持离婚。1981年6月7日上午10时许，陆占全从外地回家，发现院门反锁着，就从邻院越墙进屋。这时，赵松祥已躲进里屋，马玉兰正在穿衣裳。马借口屋里闷热，要陆一起到院里谈谈。出去后，马提出去饭馆吃饭，途中借口取粮票，回家将赵放走。陆在胡同里与赵相遇，随即返家，与马发生口角。同年6月12日，陆占全向包头市东河区人民法院自诉。
东河区人民法院审理认定：赵松祥与现役军人之妻马玉兰长期通奸，后果严重，影响极坏，但不构成破坏军人婚姻罪，于1981年8月15日裁定，驳回自诉。陆占全不服，提出上诉。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82年9月13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法院的裁定。并建议主管单位给赵松祥、马玉兰党纪、政纪处分。
赵松祥受到了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的处分。
按：被告人赵松祥明知马玉兰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长期通奸，破坏军人的婚姻家庭，造成军人夫妻关系破裂的严重后果，已构成破坏军人婚姻罪。由于过去在审判实践中对属于这种情况的案件可否适用刑法第一百八十一条在理解上不够明确，当时未予定罪的，现在不必重新追究刑事责任。今后在办理破坏军人婚姻案件中遇到类似情况的，应当适用刑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的规定予以判处。